潮州有关畲族的记载
潮州有关畲族的记载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修的《潮州府志·杂志》有“邑之西北山(凤凰)中有曰户者，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依山而处，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矢涂毒药，中猛兽无不立毙者。旧常设官以治之，名曰：“官。或调其弩手以击贼，亦至。然其俗易迁徙，畏疾病，刀耕火种，不供赋也。”而光绪版《海阳县志·杂录》有“潮州有山，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篮；曰雷，皆瑶族，号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殁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籍隶县官，岁纳皮张而已。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训”。
以上两则记载，府志上引自明代林大春(1523至1588年，潮阳人，嘉靖二十九1550年进士，官浙江提学副使)修的隆庆版《潮阳县志·风俗》，县志的引用的是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而关于畲族是瑶族的一支，在道光版《龙岩州志·卷二十》也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有关潮州原住民的最早记载是瑶族，而畲族与瑶族同是盘匏之后，潮州畲族的来源很明晰。早在公元前1050年的周成王姬诵代替周武王姬发即位时，粤东海阳的少数民族便为朝庭送去大蟹，这在《周书·王会篇》便有记载。而1957年1月8日在潮州城西郊陈桥乡后人家村出土的贝丘遗址中的古人骨骼和文物，则是印证四千多年前潮州已有先民居住的证明。
据司马迁的《史记·高祖(刘邦)功臣表》，又可知高祖刘邦六年(公元前201)六月，越将摇(瑶族首领)毋余因抗击项羽而功升海阳侯，食邑一千八百户。从《汉书·地理志》可知“海阳亦南粤县治”。由此考据，瑶毋余应该是畲族先祖。凤凰山畲族有“招兵节”，与瑶族有类似的节日。由于畲族没有民族文字而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畲语和汉语中的客家方言较为接近，而且广东畲语接近于瑶族的“布努”语。畲族通用汉文，有一些传说和歌谣是用汉文保存下来的。笔者曾深入到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畲族管理区进行访问和调查，该区是凤凰镇唯一的畲族村寨，在凤凰镇政府东十里处，寨东南有大质山，海拔一千一百四十四米，与饶平县新塘镇的城格厝管区交界，了解到不少情况。
石古坪畲村先前以出产“乌龙”名茶而闻名。潮州俗语也有“一好乌岽茶，二好石古坪”，赞扬畲胞是种茶好手，其产品质量数一数二。与潮安县凤南镇山犁畲族管理区、文祠镇李工坑畲族管理区和湘桥区意溪镇雷厝山畲寨一样，石古坪也保存有与各省畲寨同样内容的畲族祖图，都是连环图画式、图文并茂的长卷。所有祖图都是明代以后和近代制绘的，如凤南山犁乡雷氏祖图题为《护王出身记》，复制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各种祖图内容大同小异，都称其祖先是“龙犬”、“护王”、“高王”和“龙狗”。由于“龙”、“花(华)”和鸟(凤凰)”是中华民族三大图腾，故畲族称其祖先是“龙犬”和居于凤凰山，从现代考古学来说，都是远古居民的图腾(氏族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远古神话传说是人类历史童年期的创造，是“通过人民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经历了口耳相传的漫长岁月。(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畲族也同其它民族一样创造“图腾”，他们把祖先幻想成为“龙犬”，出世立功建业，经过口耳相传若干代后，便以祖图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畲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之举。
潮州民间文学复合性探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伟大祖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各族同胞在长期的生活历程中，都创造了本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而民间文学，则是各民族的灿烂文化中的瑰宝。
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潮州地区居住着和居住过的所有民族也都没有例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潮州民间文学，除极少数分得出来的畲族民间文学之外，都应该说是汉族民间文学的一部分。然而，潮州汉族民间文学却具有一个明显的地域性的特征——复合性。所谓复合性，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的民间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融合特征。
本书第一篇《潮州歌谣漫谈》已就潮州歌谣的复合性作了叙述。其实，除歌谣而外，潮州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民间小戏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复合性。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潮州民间文学的复合性的根源是什么？
一
潮州民间文学复合性的第一个根源是历史上的“移民杂处”。
秦灭六国之后，建立了汉族的统一国家。然后，派兵平定南越。
秦在对南越实行军事占领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决定采取战略性的移民措施。秦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①当时，大批故六国臣民及对秦始皇的统治稍有不满的人，从监狱释放出来，被赶去修筑长城或流放到南越之地，其中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人数都很多。《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十一年五月立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至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秦时迁徙中原汉人到南方来“与百越杂处”，大部分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些人到了南越之地以后，便长期与越人共同生活下来。《史记·南海尉佗列传》说他们“与越杂处十三岁”。这说明，在战乱之后，汉越之间人民有一个和睦相处的融化过程。
秦治南方四郡，从秦始皇33年即公元前214年到公元前207年秦亡，共8年。当时，潮州地区属揭阳戍，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其时秦军从海路南下，闽中首当其冲。秦军据有闽中后，主力部队沿海路南下，闽南粤东沿海当为主攻目标。由于越人猛烈抵抗，秦兵虽血战经年而末见分晓。“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②主帅屠睢莫也被杀死。
秦兵失了主帅之后，数十万兵分据五岭，其一即为揭岭 (今揭阳县之飞泉岭③)。可见，揭岭地位之重要。
秦时的揭阳戍，一说属南海郡，一说属闽中郡，《潮州概况》第二章《建制沿革》说：
……秦始皇开始统一岭南的事业，派兵攻取南越。在南方增建3个郡，即桂林、象郡和南海，并把50万中原“罪人”充军南下，到岭南新开辟的3个郡，同当地的少数民族杂居、融合。这时潮汕地区属揭阳戍(戍即戍所)，隶南海郡。(又据北宋政和欧阳（文必）《舆地广记》载：秦置40郡，其中的闽中郡，包括潮、梅、循、惠等 地。潮地属闽中而不属南海。这是另一种说法。)
当时的潮地处于南海郡和闽中郡之间，是海陆交通要冲，不论行政上属哪个郡管辖，其地位都很重要。由于地位重要，所以当时被强制到这里来“与百越杂处”的中原汉人为数自然也就不会少了。
带强迫性的移民杂处，并非秦朝独有。秦以后的一些朝代，也曾有过此类做法。例如，清康熙2年(公元1663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人民“通海”，曾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迁徙入潮州腹地，与汉人杂处。
移民杂处除了带强迫性的之外，还有非强迫性的。
非强迫性的移民杂处包括少数民族人民向汉人居住区移民，也包括汉人向少数民族居住区移民。后者，以元代最为明显。
元代的种族界限是非常森严的。在社会上的地位，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低。
蒙古人移居长城以内者，不过四十万，而处于统治地位。
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及欧洲人，人数更加有限，然而却受到第二等的待遇。
汉人即亡金的中原遗民和契丹、女真、高丽入之不通鞑靶语者。
南人即南宋遗民。汉人与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
据此，当时的潮州百姓，不分民族，一律属于南人，都是第四种人。都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加速了潮州汉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融合速度。当时，潮州有不少汉族农民。因不堪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家乡不得安居，或者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无以为生。他们成批移民进入畲山，与畲民杂处，垦荒度日。由于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入山的汉人受到畲民的接待、收容、礼遇。有些会武术的汉人，就将武术传授给畲族青少年。起初是萍水相逢，逐渐成为患难之交，共同反抗蒙古人的民族压迫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元一统志》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汉人入山与畲民的融合是“党与相聚，声势相倚”。
移民杂处使潮州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共同生息在潮州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这必然带来各族民间文学的互相影响和渗透。
二
潮州民间文学复合性的第二个根源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这民族通婚联姻，是从开漳圣王、潮州陈姓的开基祖陈元光开始的。
陈元光21岁以鹰扬将军代领父职，已显示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后升“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垂拱2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奏请朝廷建置漳州。朝廷批准他的奏请，于垂拱2年12月置漳州，割潮州、泉州归其所属，陈元光为首任刺史。在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情况下，陈元光建宅定居于今福建省云霄县的火田村。陈元光娶当地女子种氏为妻。
《云霄文史资料》王启文章称：种氏为畲族人。（唐称蛮僚，宋始称畲，此处及下文有关部分称畲，均属借称。）
《颖川开漳族谱》载：“夫人种氏，谥恭懿，侧室宁氏溢寅恭、宋氏谥寅敬。”
《漳州府志》载：“玉铃将军陈文惠墓，葬唐开漳陈将军元光洎夫人种氏。”
《澄海县志》载：“儒山庙，祀唐灵著王……小君种氏，封恭懿肃雍夫人。”
从上述记载，可知种氏为陈元光的正配夫人。
在陈元光的影响下，其部下纷纷在漳、潮安家落户。如许天正的“子孙散处龙溪、漳浦、南靖、诏安、海澄诸处”，卢如金的“子孙散处龙溪之墨场及长泰等处”，李伯瑶的“子孙散居龙溪、漳浦诸县”，沈世纪的“子孙散处龙溪、漳浦、南靖、长泰、诏安等处”。
陈元光代领父职之后，从九龙山一直打到揭阳，并潜师入潮州而获全胜。后来，他便屯兵围垦，让士卒象当地老百姓—样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便就地安居下来。
陈元光的部将及士卒们在漳潮一带定居之后，有不少便与当地畲族女子通婚，成家立业，生男育女，过着安定的生活。当时助陈元光治郡、官拜漳州司马的丁儒有诗句为证：
呼童多种植，
长是此方人。⑧
陈元光及其部下这样做，打破了畲族长期以来族内几姓相配，不与外人通婚的传统，对促进汉畲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漳潮民间传说，当陈元光的部下要与畲族女子结婚时，畲女提出这样的一项要求：为纪念他们阵亡的父兄，允许她们在举行婚礼时，穿白色的内衣内裤。陈元光同意了她们的要求。从此以后，结婚时穿白色的内衣内裤成为畲族婚俗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保留至今。
潮州汉人畲民通婚，除了融洽了民族间的感情之外，至少还有下列三个方面的意义：
—、促进民族间语言的沟通。既为姻亲，自然往来频繁，为利于交际，势必学习对方语言。至于嫁到汉家的畲妇，既然成为汉族家庭的一员，就当然要通晓汉语了。嫁到畲家的汉妇，其道理也然。潮州市《畲族志(初稿)》说：“畲汉互相通婚，使民族关系融洽。据调查统计，现在的畲族家庭中，汉族妇女都会讲畲家话，而且成为畲家主妇。”
二，使许多畲民与汉人认同宗。由于汉畲结成姻亲，许多畲民因而附会郡望，说自己也是中原望族之后裔，与汉人实为同宗。林瑞峰在《陈元光对促进汉畲关系的贡献》一文中说：“陈元光之妻种氏，种姓郡望河南。畲族中钟姓郡望颖川，蓝姓郡望汝南，皆在河南。种、钟、蓝均称自河南而来。当地土著如此攀附假托，岂不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最好例子?”⑨
三、使畲民增加了姓氏。畲族原来只有蓝、雷、盘、钟等几个姓。由于汉宿通婚，成为姻亲，—些畲民逐渐使用汉姓，畲民的姓氏随之增加了。宋末领导抗元的畲族人，就有许夫人、邱大老等。元代《经世大典·招捕》第二篇载：“至元十七年八月，陈桂龙父子反漳州，据高安寨，蔓延五十余寨。时各察最著者，桂龙在九层祭畲，陈吊眼在漳浦峰山寨，陈三官在水篆畲，罗半天、梅龙在长窖，陈大妇在客寮——皆畲。”上面所列畲民均用汉姓。
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第五章说：“……各族人民亲密相处，一同劳动，相互通婚，在一起走亲访友，赶集赴会，又都会两种以上的语言，因而民间文学的交流频繁而又自然。”潮州民间文学的情况正正印证了这一点。
三
潮州民间文学复合性的第三个根源是各族人民在战争环境中并肩作战，荣辱与共。
在历史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潮州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姓曾不止一次并肩作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其中，以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最为突出。
南宋小朝廷，仅有东南半壁江山。长淮千里，并无高山大川足以巩固国防。从安丰以西到信阳，淮流浅涩，可以徒涉而过。自铁木真至忽必烈，五汗相继，无岁不征。鲸吞虎咽，横扫天下。临安陷落，战火终于向东南沿海蔓延。
宋臣张世杰、陆秀夫等拥度宗庶子长建国公昰(宋帝昰)和季永国公（宋帝昺）沿海南逃，蒙古兵穷追不舍，他们抵抗乏力，就在这个国家危亡的时刻，张世杰到潮州招集义军。潮州畲族妇女许夫人立即出来响应，率领各村寨畲民组织了畲家军，与汉族将士并肩作战，保卫乡邦。景炎2年(公元1277年)7月，张世杰出兵围攻泉州，许夫人即率领潮州畲军会集漳州畲民抗元领袖陈遂(陈吊眼)的部队从北面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由于宋军斗志不高，虽围城经月而无法攻下。9月，元军援兵到达，宋军不得不撤兵。张世杰从海上撤到浅湾(香港荃湾)，许夫人也只好率领畲军退守饶平。
不久之后，元军进攻浅湾，许夫人得知消息之后，又一次会合陈遂部队，准备前往救援。畲军出饶平黄冈之后，与元兵大战于百丈埔(饶平浮山)。许夫人披甲血战，终于壮烈牺牲。
关于许夫人的事迹，许多史志都有记载。
清温廷敬在《大埔县志》中写道：“许夫人者，潮州畲妇也。吾埔妇女，相传受宋帝昺封，世代为孺人，得加银笄，盖由夫人之故。景炎元年，帝昰(端宗)趋潮州，张世杰遣人招纳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畲户应命。二年六月乙巳，张世杰自将淮军讨蒲寿庚于泉州，夫人遂与‘剧盗’陈吊眼，各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会世杰将谢洪永进攻南门不利……元将唆都求援寿庚，世杰乃解兵还市所泊之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⑩
《大清一统志》载：“潮州府关隘，有浮山墟，在饶平县东南三十里百丈埔。宋张世杰妻许氏，会陈吊眼之师，出黄冈，与元兵战，阵亡于此。”⑾
以许夫人为张世杰的夫人，不是事实。但因为许夫人和张世杰同在东南沿海并肩作战，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传说。
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访寻百丈埔古迹，写出了悲壮的诗句：
异代双忠更张许，
男儿千古逊英雄。⑿
诗前冠以小序云：广东人在百丈埔建祠堂，以纪念许夫人，惜荒废已久。
“双忠”典出唐代天宝末年，蓄将安禄山叛乱，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以保障江淮，城陷殉难，世称双忠。丘逢甲称颂张世杰和许夫人抗元，堪与张巡许远相比，所以有“异代双忠更张许”之感慨。
许夫人的畲军不仅联合陈吊眼，助张世杰抗元，还于至元15年前后，联合福建黄华部队抗元。他们转战闽粤，与曾经纵横欧亚的蒙古军队勇猛作战。
作为一名畲族女性，许夫人敢于起来组织畲军，与汉族军民并肩战斗，确实是一位值得讴歌的兄弟民族的女中豪杰!
潮州陈吊王寨遗址至今保留着，这是当年汉畲百姓联合抗元的见证。
陈吊王寨位于潮州市归湖镇砚田村对面高山上，因宋末陈吊眼(陈吊王)从福建漳州到潮州凤凰山联合许夫人畲家军，其部队曾驻扎于此而得名。陈吊王寨所在山头高304．6米，周围环绕着牛山、狮山、虎山、龙山、鹰山、鸟笼山和将军搭弓山，地势十分险要。陈吊王寨尽管现在已杂草丛生，但残墙依稀可见。墙长约100米，宽约0．6米，墙内是深约1米的壕沟。此外，还可以看到很多宋代瓷器的残片。
关于陈吊王寨的山和石，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传说，如将军搭弓山和鸟笼山的传说：
（潮州守将）文殿佐的官兵已到，把陈吊王寨围得严严实实。陈吊王拉弓搭箭，使出吃奶力气向围山官兵射击，箭飞一里多外，恰好射中官军营中的一块大石，插进石里好几分，吓得官军屎尿直流。这次射箭，震动了山神，山神便把陈吊王脚下那座山化作将军搭弓形状，后人就把这山称作“将军搭弓山”。陈吊王临走前，还从身上撕下一小块衣角扔下山，衣角越变越大，最后变成鸟笼把许多官兵罩住，后人便把这座山称作鸟笼山。⒀
陈吊王寨上有一块蛤蟆石，关于蛤蟆石的传说更加生动：
陈吊王寨树木多。荆棘丛生，蚊子满天飞，士兵们常常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还害了疟疾。天上的蛤蟆大
仙听知，特地赶到寨上来，专门食蚊子，保护陈吊王和他的士兵。蚊子没有了，大家睡觉安稳了，也不害疟疾
了。蛤蟆大仙怕自己走后，别处的蚊子还会飞来作孽，临走时，就把寨里的一块大石头点化成蛤蟆。从此，寨上的蚊子就绝迹了，后人就把这块大石头叫做蛤蟆石。⒁
这些传说都流传在潮州市归湖镇一带的汉族百姓之中，这说明汉族百姓至今对于汉畲人民联合抗元的斗争历史依旧是十分怀恋的。
此外，元朝至正壬辰，潮州的汉族、畲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还联合起来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暴政，曾相继攻陷潮、揭二县城，给元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长期的并肩作战、共同斗争中，潮州汉族和畲、俚、疍各族人民在感情上和行动上都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融合。而这种民族融合，是建立在战斗友谊的基础上的。各族人民在战争中并肩作战，当然就会相互传播各自民族的歌谣或故事，民间文学的互相影响与渗透就成为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了。
四
潮州民间文学复合性的第四个根源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中原汉人南迁入潮之后，便与潮州土著民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文化交流。一般的资料，都只提汉人带来中土的先进文化，使土著民族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薰陶而有所进步。而事实上，影响是相互的，只有双向的互相影响，才称得得上交流。
一、从生产力的发展看文化交流
唐高宗总章2年(公元669年)，陈政率兵入闽粤，仪凤2年（公元677年），陈政卒，陈政之子陈元光代父为将，继续对漳潮地区进行开发。陈元光在开发过程中，十分注意向畲族人民传播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当时，漳潮畲民居住于深山老林之中，不愿与汉人往来。陈元光派人剪荆斩棘，开山取道，诱导他们出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因而逐渐形成村落，开拓了不少土地。而且，陈元光还让士兵们将中州的先进生产技术耐心地传授给畲民，使漳潮地区的畲民摆脱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许多本来野象出没的荒山荒地，逐渐垦殖为稻田蔗圃。由于畲民亲眼看到中原的先进农具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好处，亲身领略到中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越性，所以很快便从被动的学习转化成主动的学习。据《漳州府志》记载：“农民负来耜，皆望九龙山而来。”他们是纷纷前来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陈元光还兴修水利，筑陂蓄水，他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效益。陈元光还鼓励汉畲百姓圈海造田，并把在海滩上围垦成的田地命名为“埭田”，这一叫法沿用至今。
此外，陈元光还实行“通商惠工”政策，鼓励中原商人、工匠到漳潮来，搞活流通渠道，向畲民传授手工业生产技术，这使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漳潮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于陈元光的努力，由于汉族文化的输入，漳潮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告别了刀耕火褥的时代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双季稻。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中写道：
“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⒂
不仅有双季稻，而且有了冬种，丁儒《冬日到泉郡决九龙江与诸公唱和诗》云：
“麦陇披蓝远，榕庄拔翠雄。”⒃
水果的种植也相当普遍，丁儒的《归闲诗二十韵》中有句：
“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
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
制茶、晒盐、采矿等各业，在唐代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而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老百姓中逐渐发展起来。
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吸引了一部分畲民、疍民留居韩江三角洲平原从事耕作或者从事手工业劳动，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
宋代以后，韩江平原农业经济又有了发展，疍民上岸定居人数更多。潮州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如疍家园、疍家山、疍家宫、疍家岐等等，便是原来疍民上岸定居地点。因为逃避战乱而入潮的中原农民，也使更多的畲民由射猎为主转而开垦务农。生产的发展使畲疍民与汉族人的融合速度加快了。这种融合，促使潮州在籍人口的激增。
《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潮州《三阳志》：“迨元丰间《九域志》成，主客户计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比于唐时七倍其数。比岁以来，总税客户与疍户言之，以户计者—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
这里的“客户”有两个含义，一是刚从中原入潮不久的寄籍汉族农民，二是原来“不供徭赋”当然也没有户口的畲民。“税客户与疍民”的提法，说明在统计数字之内的畲民和疍民已被列为正式居民并交纳了税赋，成为合法的纳税人。这说明到了宋元时代，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畲民和疍民已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活面貌和社会地位，逐渐与汉人同化。潮州地区的这种民族的融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
二、从图腾信仰看文化交流
图腾是原始社会的人所认为的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他们把图腾用作本氏族的标志并加以崇拜。这种图腾信仰，是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古代的百越，依山而猎者多信仰犬图腾，靠水而渔者多信仰蛇图腾，而生活在平原及河海之滨从事原始农业生产者多信仰鸟图腾。⒄潮州先民居地濒临南海，地多丘陵，山多熊冢鹿獐，水多鱼虾蚌蛤，先民以渔猎为生。从考古所发现的先民生活遗址情况可以看出，潮州先民的生活资料主要为海生动物，生活地点多在海边的台地和山丘。不难推断，潮州最古老的先民是信仰蛇图腾的。先民生活遗址中猪、牛等偶蹄动物的骸骨的发现，又说明守猎也是潮州先民取得生活资料的—种手段。随着韩江冲积平原的延伸、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手段的进步，他们越来越重视由守猎手段而获得的生活资源，于是有一部分先民沿韩江而上，走向山林。以守猎为生。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再由于某种文化移入(与持同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信奉犬图腾的民族的接触以及汉族中关于犬封国的神话的传播等)，这部分人开始信仰犬图腾并成为畲族人。
畲族在潮州形成之后，虽然信仰犬图腾，但却留下一条蛇图腾的尾巴。就是说，他们原来的图腾信仰(蛇图腾)作为一种集体的观念形态，积淀于新的图腾形象之中。
潮州市凤凰镇石古坪村畲族蓝氏祖图前言第一句就是：“驸马原系东海苍龙出世。”⒅
潮州市凤南乡山犁村畲族雷氏祖图先言开篇也说：“护王原东海苍龙出世。”⒆
畲族民间传说《龙麒和他的子孙》讲得更加具体：高辛国王右耳生蛋，蛋化为麒麟，麒麟衔榜请缨，奉旨平番。“麒麟来到海边，化成巨龙分水扬波，片刻就抵魔城边。…⒇
我们如果深入到上述这些形形式式的表达的底层，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的意蕴仍然是蛇图腾。足见，畲族的图腾信仰之源是蛇图腾。
至于潮州那些继续以渔业为生的先民，他们后来成为疍族，仍保留蛇图腾的信仰。
我们这里所要讲的问题是：蛇图腾在潮州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在潮州少数民族中被信奉，而且在潮州汉人中流播。祀蛇风俗，在清朝咸同以前，一直在潮州汉人中盛行。
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载：“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人帝。龛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不怖人也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
乾隆间周硕勋主修《潮州府志》卷15“青龙庙”条载：“庙跨城南大堤，当韩江之冲，神灵素应。常有灵物婉蜒凭龛次香案间，其色青，是曰青龙。”
光绪24年吴道镕修《海阳县志》卷46“杂录”夹注说：“邑三界庙、安济庙俱有蛇神，山安济庙尤灵异，称曰‘青龙王’，以其色背头有‘王’也。然出没难测，咸同以前庙中屡见，自光绪来数岁或仅一见。”
光绪本《海阳县志》卷7“风俗”引黄钊《潮州神弦曲·青龙神》句：“兽皮冒烟日卓午，蜥蝎上天求作雨。城南大堤挤士女，咒香作云蒸花础。青条婉蜒准敢侮，潮人奉神曰若禹。……”
林大川《韩江记》卷3“青龙王寿诞”条载：“三月二十七日为王寿诞。……神降于神坛花瓶柘榴枝上，色青翠，头有‘王’字。万民瞻仰，奉之益虔。”
潮州安济王庙之设置早在南宋以前。据方志记载，潮人祀蛇之虔诚，竟然到了以人为牺牲的地步。而“安济”之名，则源于奉蛇为水神，以溪流险恶而求安济之意。
祀蛇风俗是潮州畲疍族祖先的图腾信仰的延续。明朝邝露的《赤雅》称疍人“自云龙种”，“神宫画蛇以祭。”
少数民族的图腾，少数民族的人民加以崇拜，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少数民族的图腾发展成为潮州汉人顶礼膜拜的神明，这却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融合了。
三、从语言看文化交流
中原汉人入潮，虽始于秦朝，但形成地区性的移民群落及地方方言，应在赵佗的南越王朝时期。秦始皇33年，秦兵占领整个南越之后，赵佗是龙川令。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逐鹿中原，当时的南海尉任嚣病危，急召赵佗商量，嘱其“兴兵绝新道自备”。任嚣死后，赵佗替行尉事。“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21)秦对南方的统治，只有8年时间，而南越王朝却历时93载。在这漫长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南越未受秦末战乱的祸害，境内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这为南方各方言区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在南越王朝统治的近百年期间，原本情况相近的移民各自形成群落并与当地的土著交往、嫁娶、融合，声应气求，逐步形成本群落、本地区的语言。潮州方言在赵佗王朝时期形成雏型，是十分可能的。
潮州方言中读阳上调的最多，这与上古汉浯浊母上声字一脉相承。这种调类显示潮州方言的形成应发端于先秦中原的上古音韵。另外，从词语来说，也颇能说明这一问题。举例说，潮州话称筷子为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可见商代已有这个词。又如潮人称狭窄为“逼”，《荀子·赋篇》有“入卻(隙)穴而不逼者”句，说刚上古已用此词。再如潮州话称眼泪为“目汁”，《列子·汤问》：“悲愁垂涕相对。”《玉篇》：“目汁出曰涕。”这也说明上古已使用此词。(22)
当然，潮州方言不等于上古汉语的南移和保留。应该此，它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吸收了土著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些成分(包括某些语音、词汇和语法形式)之后，经过融合才真正形成的。郭伟川先生在《潮汕人的远祖及其语言流源探索》一文中说：“至于汉人在与土著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在语言上会否吸收他们一些较为形象生动的口语?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这可能性。这些少量的土话，只是丰富了汉浯(包括潮州话)生活口语的内容，而丝毫不会削弱主体汉语、文在形、音、义方面的精粹部分。”(23)郭伟川先生虽然只是说“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但毕竟还是肯定了这种语言的融合及其积极作用。
在潮州，不惟是潮州方言融合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有益成份，少数民族语言也吸收了许多汉语的成份。潮州市出版的《畲族志(初稿)》说：“潮州的畲族，既讲畲族话，又讲潮州话，畲语中掺杂了不少潮州方言和普通话……”潮州古代畲、俚、疍等民族的语言已不可考，但潮州汉族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却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历史事实。
生产技术的交流，带有宗教色彩的图腾崇拜的传播以及语言的沟通等，都促进了潮州汉族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结论：潮州民间文学的复合性的根源是潮州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这种民族融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民被汉化。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民族融合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但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这种融合的痕迹却清晰可见，那就是潮州民间文学的明显存在的复合性。
注：①《史记·始皇纪》。
②《淮南子·人间训》。
③参阅清乾隆《揭阳县志》。
④王启：《陈元光父子及所率将士绥靖闽南》(《云霄文史资料》第五期)。
⑤《颖川开漳族谱·唐列祖传记》。
⑥《漳州府志》卷十《丘墓》。
⑦《海蹬县志》卷十七《名迹》。
⑧丁儒《归闲诗二十韵》，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006卷《漳州府·艺文之一》。
⑨见《漳州史志》专辑：《漳州历史与文化论集》P122。
⑩温延敬：《大埔县志》卷30。
⑾《大清一统志》166册，卷446《潮州府·关隘》。
⑿丘逢甲：《岭云海日搂诗钞》卷6。
⒀⒁《潮州民间故事集成》资料本上册《陈吊王的传说》。
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006卷《漳州府·艺文之一》。
⒃光绪《漳州府志》卷4《艺文之一》，当时龙溪为泉州属县。
⒄参见《百越民族史论丛》中《论我国古代越族的蛇图腾》和《鸟田考》二文。
⒅《潮州文物志》第10篇《畲族文物》。
⒆《潮州文物志》第10篇《畲族文物》。
⒇《韩江》杂志1980年第2期。
(21)《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22)参阅王笑《略谈潮汕方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3)《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