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畲族的姓氏是“盘、蓝、雷、钟”四姓，但长期不见“盘”姓。一千多年来，畲族人民苦苦地在寻找自己的老大——盘大哥。杭州沈塘自然村有盘姓，我们经三次实地考证，他们不但是畲族，且较好保留了畲族传统文化。沈塘盘姓畲族的存在与此地的生态环境相关联。

[关键词] 沈塘 盘姓 畲族

考证人：郭志超 雷弯山 钟春华 雷云霄

执笔人：雷弯山

[内容提要] 畲族的姓氏是“盘、蓝、雷、钟”四姓，但长期不见“盘”姓。一千多年来，畲族人民苦苦地在寻找自己的老大——盘大哥。杭州沈塘自然村有盘姓，我们经三次实地考证，他们不但是畲族，且较好保留了畲族传统文化。沈塘盘姓畲族的存在与此地的生态环境相关联。

[关键词] 沈塘 盘姓 畲族

畲族，中国东南沿海之主要少数民族。畲民自称“shan ha（山哈）”。隋唐之前，畲族先民就在粤、闽、赣交界的凤凰山区繁衍生息，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因“刀耕火种”为“畲”，故学界称他们为“畲民”。经千年大迁徙，现以“大分散、小聚居”形式分布在从粤东至皖南的100多个市县，主要在闽东和浙南。

畲族的姓氏是“盘、蓝、雷、钟”四姓，但长期不见“盘”姓。一千多年来，畲族人民苦苦地在寻找自己的老大——盘大哥。最近，我们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杭州临安市板桥乡沈塘自然村有盘姓畲族，而且该村“盘、蓝、雷、钟”四姓畲民全有，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一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对民族姓氏来源完全依靠祖图、史诗、讲古、宗谱等追寻。畲族的祖图、史诗、宗谱、讲古都认为，姓氏是始祖卫国有功，高辛帝所赐。

图1：祖图长联“讨姓受封”[1]

畲族的“史诗”《高皇歌》亦云，“亲生三子相端正，皇帝殿里去讨姓。大子盘装姓盘字，二子蓝装便姓蓝。第三细崽正一岁，皇帝殿里讨名来。雷公云头响得好，笔头落纸便姓雷。忠勇受封在朝中，亲养三子女一宫，招得军丁为附马，女婿本来是姓钟。”{2}

但长期以来，畲族只有蓝、雷、钟三姓，不见盘姓。盘姓哪里去了呢？

福州、闽东等地畲族宗谱记载：唐光启二年（886），盘、蓝、雷三姓子孙共三百六十余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内海来闽，至连江马鼻登岸，徙罗源大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3]宗谱上记载与当时王审知入闽的史实相符，说明宗谱的这一记载是有历史依据的。广东的“祖图”中也有一幅图描述一子下海去。于是，畲民认为，盘大哥海上遇台风狂浪，没了踪影。

其实，不能因盘姓一船在海上被风吹走，而认为北迁的盘姓不存在。因一条木船绝不可能乘坐所有的盘姓。根据《资治通鉴》和《云霄厅志》等有关资料记载，唐初在闽、粤、赣交界之地，畲民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数。由于唐王朝在该地区推行封建统治，畲民奋起反抗，唐王朝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镇压，尚“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垂拱二年(686)陈元光上书要求建立漳州的《请建州县表》云：“……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袵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馀。原始要终，流移本出於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踰於十稔。元恶既诛，馀凶复起。……所事者蒐狩为生，所习者暴横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几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4]左衽，是当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泛称，那么“椎髻”的是什么民族？火田之余，火田、余田，畲也！表明此地一半人口是畲民。且陈元光后为畲民首领蓝凤高刀伤而卒。昭宗乾宁元年（894），还爆发声势浩大的宁化“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的畲族武装反抗斗争。从唐朝畲族人民反抗斗争不停，时间之长、力量之强大，表明畲族人民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广大地域经过较长时间的生息和发展，人口甚众。这么强大的民族群体，大量北迁，四姓中的一姓，绝不可能一条木船能坐下的！

《高皇歌》、县志、田野调查，都有盘姓从三凤凰山向江西、福州、闽东、浙江迁徙的事实。同治十年(1871)修的《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志·轶事条”:“江浒山(贵溪县樟坪一带)无籍民蓝、雷、盘、钟四姓，……流入贵溪者，南蛮之余，其所从来始末，失考。”福州地区的《高皇歌》云：“住落广东已多年，走落福建去作田；亦有田地亦有山，做田亦要靠天年。走落罗源龚连江，福州大府管连江；连江、罗源好田庄，盘雷蓝钟四姓掌。” 盘雷蓝钟四姓曾在连江、罗源居住。[5] 1929年德国学者哈﹒史图博和他的学生李化民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进行畲民田野调查时，也发现有“盘姓”畲族的线索。[6]

2008年，在罗源经商的台商张环城在台湾新竹湖口村发现盘姓。该村的盘家大佬盘治盛拿出《台湾盘姓族谱》，指着“开台概况与原族谱遗失经纬”一章说：“据宗族前辈称吾宗十五世祖以上，乃定居于广东省惠州陆丰县吉康吉卢竹坑，以务农为业……迄至十六世祖时，清兵入关，原先入闽粤之大姓，又相率随郑氏迁台，吾祖亦不后人，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新天地。”清兵入关，其母带5男孩渡大海来到台湾，择居如今台湾新竹县的湖口村。并说，“姓盘的客家人在台湾又那么少，别人看到这个姓都以为是外省人咧！”于是，有的认为，盘姓当年被风吹到台湾去了，盘大哥找到了！实际上，此盘非彼盘，因彼盘（下海）是唐初，而此盘是清初，时间相距甚远。只能说明了盘姓唐初北上不可能坐一条小木船上，有的成为了汉族客家人。

因生存而被迫改成汉族。留在三省交界地的盘姓，因封建统治者的镇压，被迫改为“潘”姓。台湾学者认为，“潘”，又【正韻】蒲官切，音盤。正是可以看出畬族“盤”姓轉變成“潘”姓的影子。而饒平新豐國王廟石碑上的“潘尚珍”，當時的身分還是四名落款者之一，稱始祭庠生潘尚珍。史图博在浙江景宁敕木山进行畲民田野调查时，也发现景宁有盘姓畲民改为“姓潘而成为汉人了”，有一潘姓富裕人家，就是畲民的后裔。[7] 傅衣凌《福建畲姓考》中认为，现在畲族中相传只有三四个姓，就是盘、蓝、雷、钟这几个主要姓氏也改变了姓。如《闽都别记》曰：“现今{福州}北岭里邪婆，螺、盘、兰三姓”。[8]淡孺木《枣林杂识》曰：“盘瓠之余，错处于虔、漳、潮之间，以盘、兰、雷为姓，今汀人呼为潘、兰、篓，汀人称曰畲客。”[9]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亦曰：“闽中流民余种潘、兰、吕三姓，旧为一祖所分，不入编户。”[10]说明畲族中有的把盘改为潘，雷姓改成吕、娄等。施联朱等《浙江丽水地区畲族情况调查》亦云：“有的地方畲民说，汉族潘姓风水好，盘姓风水不好，所以改为姓潘。”

那么有没有在由南向北的千年大迁徙中，仍然是畲族的盘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一家一户口的迁徙，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保留。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就属于这种现象。我们每次赴沈塘都向盘土高问同一个问题，你们从哪里迁来的？他都说，以前老一辈人说，是从处州迁来的。我们问，你知道处州在哪里吗？他回答不知道。其实，处州，就是今天的丽水。

二

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畲族，虽经历了千年的民族迁徙，从开发较晚的凤凰山区迁居到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如今小别墅取代了茅草、泥土房，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较好地保留了畲族的传统文化。

“讲山哈话”。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1]并明确指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赫尔德将民族定义为“一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语言作为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志。畲族有自己的的语言——山哈话。“山哈话”是全国畲族通用的民族语言，是畲族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畲族也与其他民族、民系一样，热爱自己的语言，因为它是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物质外壳。民族语言中所含的独特的民族韵味，是任何别的语种都不能代替的。长期以来，畲民把能否“讲山哈话”作为区分是否“山哈”的主要标志。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它只能靠人与人的口头传播，因而其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逐步发展，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于这些原本生活在一起后来又不得不分开寻找生存空间的不同人群来说，如果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点较近，还能经常接触保持联系，那么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就能够保持一致。但是，如果不同的人群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变得越来越困难，交往越来越少，原本相同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其共同点会不断减少，时间一长，语言就会改变。由于畲汉杂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往的扩大，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普及，畲族语言也和其他民族语言、方言一样，迅速普通化（普通话）。杭州沈塘自然村盘姓也出现这一不可违背的规律，但此地盘姓一直讲“山哈话”，直到如今，盘土高等年龄较大的仍然能“讲山哈话”。

“唱山哈歌”。文学艺术是反映民族特征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畲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它是畲族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畲族文化艺术以民间口头文学为胜，主要是“唱山哈歌”。男女老少，人人会唱，个个爱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以歌代言，青年男女以歌为媒，因此，社会称畲族是善歌的民族。唱畲山哈歌，是畲族的一大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一大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等现代艺术等进入畲乡，绝大多数畲民不会唱山哈歌，而沈塘的盘姓畲民有的仍然会唱，如盘土高，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山哈历来爱唱歌，歌音阵阵震山河，唱得天上星子笑，唱得大坑鱼子跳。”

“体个（自己）人”的自我意识强烈。民族自我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定义为“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畲族把这种自我意识称之为“体个人（自己人）”的认同感。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在沈塘盘姓畲民表现得十分强烈。当我们找到盘土高，他听说我们是畲族，而且会“讲山哈话”，虽然第一次见面，不认识，但他们这种“体个人”民族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拉着我们的手到他家中；夫人钟萍萍马上放下家中的活，烧水沏茶；盘土高不是用口袋中自己抽的烟招待我们，而是到房间拿出中华烟来招待我们；反复留我们在他家中吃饭。保留了畲民热情好客习俗，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盘土高家户口本上，由于制作人员的原因，盘土高的孙子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打成“汉族”，他们就用笔改成“畲”。我们指出，户口本是不能涂改的，自己在上面改是无效的，必须由民族部门确认后再到公安户籍部门改正。对此，盘土高的女儿盘英从工厂回家来，全家要求把盘周扬的民族成份改为“畲族”。市民族宗教局雷局长告诉他们，他们为盘周扬民族成份已经发过文件，他们可以去派出所办理。

图2：盘土高家的户口本

“wo崽”、“男嫁女”等习俗盛行。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的外在标志。畲族男女平等，许多方面往往“女高于男”。妇女没有缠足习俗，从事田间地头劳动，其吃苦耐劳都胜于男子。婚姻习俗上一重要特征是“男嫁女”，畲语为“wo崽”。也就是把儿子“嫁”出去，而把女儿留在家中“wo崽”。“男嫁女”不是“招婿”。招婿是“入赘”，又称“从妻居”。在汉语里，“赘”的本义是“抵押”，“家贫子壮则出赘”，婚后男方从妻方居住，子女从夫姓，对原来自己的家庭承担职责。而“wo崽”、男嫁女，婚礼时女方需向男方送礼品，一切过程同女嫁男家一样。男子到了女方后，子女姓女的姓，对自己的父母不承担赡养义务，也没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称女方的父母为父母，承担赡养义务，继承财产，死后同女方的男子一起排列位名。改姓意味着什么？俗语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头可断，血可流，而姓不可改。为何“姓”如此重要，它是什么东西？原来“姓”是代表同一血统关系的符号。“姓”字从女从生，是远古母系社会的遗留。《说文》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以从女，女生亦声也”。去其神秘成分，可以得出“姓”产生于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由同一女所出的氏族的人都同一姓。也就是说，“姓”原是母系血统关系。但当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后，血缘关系按父系计算，于是“姓”也就转变为父系血缘关系了。所以，改了姓，意味着他加入了女方的血缘集团，自然就得承担这个家族职责，享有这个家族的权力。沈塘盘姓一直保留这一习俗。目前村中盘姓共有10对夫妻关系，其中有6对属于“wo崽”。盘阿毛家的4个女儿“wo崽”。盘金娣，1950年出生，丈夫是张水富；盘桂金（1963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龚杰、盘龚健；盘桂英（1959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艾琳；盘桂芬所生女儿为盘燕妮；孙女盘雅芬（1973年出生）所生女儿为盘汪卉。盘土高女儿盘英（1980年出生）所生儿子为盘周扬。还有盘桂娣等当年也是如此。

“祖宗在凤凰山”。闽浙畲民都认同凤凰山是民族的发源地、发祥地。盘土高等反复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宗在凤凰山。

“造成风水画成龙”。畲民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最初是为生存的需要，选择避风向阳有水之地，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原则，多少包含一些感性经验的积极成分。后来受“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说的影响，把天体运行、宅地方位与人事相对应，认为地理环境、山川形势与人的吉凶祸福乃至子孙的命运前程有关。所以在选址择地上讲究“风水”。讲究村、寮后的山势，前方水势，特别注重村前村后、寮前寮后毛竹、树木的栽培，他们认为，这些树木能“培荫风水”，可以“造成风水画成龙”。村口有了树就更能避风，屋后山有了树就增加了泉水的流量，空气也格外新鲜，畲民往往把这些叫做“风水”。族谱《家训》篇载：“人有栖身之地，方可安生乐业，大凡村落皆有树木环卫互荫，望之郁郁葱葱称之为胜地，即生聚绵长之道也。吾族后崎险，更宜培植树木以御风水，现在前人培植成林可为百年大计，亟须协力保护，毋得妄为剪伐。”沈塘村后山前水，现山上、房前屋边种满毛竹、果树，使房屋掩映在青山绿林之中，充分体现了畲族村落“风水”观念。

　                                   三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文字记载畲族时，其天时就不利——受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被迫迁徙，寻找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地理环境，依靠人和而存在。沈塘盘姓畲族之所以存在，就与此地生态环境密切关联。

民族迁徙的目的就是寻找、选择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生存环境，即“地利”。畲民从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向北迁徙时，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只能是山区，所以大量地是向东北方向迁徙。《高皇歌》载:“广东出来透福建，福建大府好田场，走去浙江处州管，住在景宁是北村，景宁住久人又多，思思量量过云和，云和住了过松阳，又落碧湖好田场”。明、清时期大批量迁至处州，并继续向东北方向迁徙，一直迁至皖南。临安沈塘处于处州至皖南的必经之路。泰顺、丽水、建德等地的蓝、雷、钟姓宗谱都记载这一迁徙路线。如建德市双泉畲族村的蓝姓，有一支就是泰顺迁到沈塘后，再返回双泉村的。

畲民迁到浙江后，一方面继续刀耕火种，垦山园，筑梯田，变荒山僻野为茶米之乡。但此时条件较好之地已为人开发、占有，于是他们只好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改做长工打短工，租田佃耕，绝大多数成为佃户。故《云和县志》（同治）云：云邑荒田，多赖开垦。《景宁县志》记载:畲民佃耕以活夕邑之陇亩，其所治者半。《遂昌县志》:“吾乡佃作黎，强半属畲客。”[12]《处州府志》曰“问之畲客者，十县皆有之，盖佃田都是盘瓠种”。[13]这种佃耕方式，往往比刀耕火种在生活上更稳定。租佃地主土地进行耕作后，有个搭棚子的地方，可以租用他人的铁器工具进行耕作，年景好，交了租还有剩余，平时野菜汤中可以找到几颗米，过年过节能吃上大米饭，于是只要能生存，就定居下来。每到一地，总是有几个支族佃耕水田后能维持生存，这样，每一地都有一部分畲民安居下来从事佃耕水田，在城镇的郊区的山脚边居住。景宁、云和、松阳、遂昌、丽水、桐庐等县城周围山脚边有大量的畲村，就是此因所致。畲民在浙江向有山有田之处迁徙。盘姓畲民在沈塘定居下来，也就是这种迁徙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14]两种生产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也互相适应。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人类自身生产；同样，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也不可能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沈塘后山前田，离临安、余杭两个县城不远，盘姓畲民在此地既能从事传统的采薪、狩猎、刀耕火种，又能做长工打短工、佃耕水田。也就是能进行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由于是进行简单的低水平的生产，且不稳定，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图3：浙江畲民迁徙路线

地理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石和文化创造、传承的自然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他永远也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5］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他的生存一般都要占有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该地区空间内所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性必然对该民族形成、存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生活于这个共同区域的人群，就凭借这种共同的文化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们，在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之中，在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去选择自然环境中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因素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此获得本民族成员基本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繁衍生息，使本民族得以延续流传下来。远离交通要道，交通不便，也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尘世的喧嚣，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为一个民族存在提供了自然条件。板桥沈塘位于临安市东南，离临安县城不到10公里，离余杭老县城20公里，离杭州40公里，是临安、余杭、富阳、桐庐四县交界地，历史上是相对比较封闭之地。直到2010年11月，临安片其他乡都已经改为街道、镇，而她仍然是乡（2010年12月20日板桥与山口镇合并为镇）。全乡林业用地 101783 亩，森林覆盖率 82.1% ，其中毛竹 35000 亩，毛竹分布面积、竹材产量均居全市第一，是个林农业为主的乡，可以推论，历史上更是相对落后之处。沈塘自然村后为山，前是灵溪，把这个自然村与对面路道、田野分割开来，处于更加封闭状态。这种自然隔绝机制，就使得盘姓畲族、畲族传统文化得以存在。

图5：沈塘自然村地理位置图

社会环境是民族、民族文化保存、发展的关键因素。民族，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属性。任何民族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都无法超越各种社会关制约。民族的这种社会性质，当属民族的社会属性。在中文中，“族”是一个会意字，表示旗和箭头的组合——“旗所以标众，矢所以杀敌”。[16]本义是“以家族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后来泛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指患难与共、共同抗敌的群体。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把民族定义为是一种政治组织，“民族是具有统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17]民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关系,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间,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社会政治因素更加直接、关键。首先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才能有效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保障自身的繁衍生息。“相当数量”是相对而言，尤其是在一特定的生存空间，虽然一个民族的人数不多，但比例高，同样能使这个民族存在、发展。沈塘自然村现只有200余人，而盘姓有16人，蓝姓11人，钟姓5人，雷姓3人，畲族人口共有35人，畲族人口比例相当高。由于外来人口增加，畲族的外迁等原因，历史上畲族的比例应更高。其次是“人和”。“人和”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前提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根本利益的一致,包含了各个民族自身发展的特殊利益要求，如因地制宜的经济，多样性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各民族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沈塘作为一个相对偏僻的自然村，历史上应是穷苦人居住之处，大家都从事苦力，且多姓杂居，没有一个为主的姓。在封建社会时，宗族观念在这里就不可能浓厚，利于盘姓的存在。一个村中盘蓝雷钟四姓同存，而且沈塘附近村还有更多的蓝雷钟姓，历史上受到的民族歧视就会少些。特别是建国后，盘姓多人长期当村干部。如盘桂娣的几子当村党支部书记时，盘观忠当村委会主任。盘观忠，从1987年起到2004年一直担任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盘桂金从2002年起到如今一直担任行政村妇女主任。      

注释：

[1][2]《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彩图第6页、64页。

[3]《福州市畲族志》，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6页。

[4]清嘉庆《云霄厅志》，卷一七，《艺文》。

[6][7]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景宁文史》第27页。

[8]王应山：《闽都别记》卷三，第33回。

[9]淡孺木：《枣林杂识》和集。

[1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3。

[11]《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12]光绪《遂昌县志》卷二《艺文》。

[13]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词篇》。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页。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1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1988年版，第734页。

[17]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1987年版，第3页。

考证人：郭志超 雷弯山 钟春华 雷云霄

执笔人：雷弯山，手机1385013**** 邮箱：1385013****@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