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逝的北大才子——悼阿贵

编辑:房向东    来源:網絡    时间:2018-05-22 09:06:18    点击量:

一个早逝的北大才子——悼阿贵

房向东 房向东 1周前

阿贵死了,死时年方五十四岁。

我与阿贵八年同事,对他真是知根知底,本应该去送送他。可是,他与我爹同日死(只差几个小时),终于无法为他送行。我想,黄泉路上,他如果能与家父结伴而行,我还要感谢他对老父照料一程哩。

虽然只五十四岁,但对他的死我是不会感到惊诧的。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中事,这是他的命。

一段日子以来,经常想起阿贵往事,也有老单位的同事不时提起他。我想,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存在,我总该记下一些什么。

1984年的一天,出版大院来了一个港仔:一头披肩发,印着红红绿绿碎花的花衣衫,白色的大喇叭裤把鞋子完全遮盖了,配着大蛤蟆墨镜,墨镜的镜片上还贴着名牌商标,此人脸小,夸张地说,看上去就只有两潭幽深的水了。最奇怪的是,如此洋气之人,竟提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编织袋,编织袋红蓝白三色,仿佛法国国旗。洋到冒泡,土到掉渣,土洋在他身上完美结合,如同怪物。

他要进大院。

传达室的师傅以为此物是女性:“姑娘,你找谁?”

他沙哑道:“什么姑娘,老子来报到!”

师傅细瞅,哎呀,还是一条汉子。哦不,这不是一个小流氓吗?出版重地,不容混混,师傅要赶他走。

他强调说,自己是大学毕业生,来报到的。

师傅问他姓甚名啥,哈,还是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先声夺人。师傅赶忙给局长打电话。老局长搁下电话就往传达室赶。看到此人时,虽然愣了三五秒,但立马脸上堆积笑容,双手抱住蛤蟆伸出的一只手:“欢迎欢迎,欢迎之至。”局长接过他的编织袋,亲自带他到人事处报到。他空着手,大摇大摆地尾随着局长。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招收大学生,第一次招收到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局长如获至宝。

此人就是我共事八年的阿贵。阿贵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多,虽然同在一个编辑室,他编他的书,我看我的稿,并无交叉。如果说,我们走得近的话,那全因为喝酒,是酒友。我们单位在得贵巷,一次,我与阿贵喝酒,半醉不醉时,我说:“我们这巷子是为你命名的,得贵巷,得了阿贵。”他嘿嘿一声,喝了一杯,算是对我的回应。

阿贵真真成了得贵巷名人。

阿贵还算得体之人,上班后,就把长发给修理了。当他露出真容,我发现,他个头小,头格外小,这对我是一大打击。我头又大又圆,打小,人们告诉我“头大脑足”,就是说,头大的人聪明。可是,阿贵比我小了三分之一,可能还不止,上的是北大,我却只能上“自大”(自学考试)。这说明,我头再大,和猪八戒一般,也抵不过阿贵那猴头。头小额头自然也小,他有眯成一条缝、深陷的小眼睛,鼻子和嘴巴间的人中特别短,从鼻子开车到嘴巴,大约一发动就要刹车了。只有嘴巴稍大,有一点像滇金丝猴,如果是女的,还真是性感。相识多少日子后,我曾调侃他:“你是广东人?”他说是宁德人。我说他很像广东人,更像越南人。他还是嘿嘿,喝了一杯酒。他要答复我,或是不想理睬我,就喝一杯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工资很低,也就百元左右。阿贵的穿着总是很上档次,衣服什么的说不清楚,就不说了。一天,他穿了一双米黄色的皮鞋来上班,那做工精细至极,就像人们不能忽视北大牌子一样不能忽视这双皮鞋。我们就问多少钱,他轻描淡写道,三百元。三百元?有的女同事惊叫了。那时的三百元,肯定超过现在的三千元。

穿上档次的衣服等,只能说明他是生活品位很高的人。可是,他突然又穿一身军装来上班了,相匹配的,鞋子也是解放鞋。有时候,还把一边的裤脚卷得老高,看上去,像个民工。不过,卷裤脚却只卷一边,这是不是精心的设计?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他是“被结婚”的,这先按下不表。结婚时,请几桌酒,我也去了,就坐在他边上。结婚本是喜庆事,本应穿喜气一点的衣服,他却一身黑衣,闷闷不乐,如丧考妣。当时我就想,这请什么结婚酒啊,还不如不请。

几十年间,我见多了北大的“学霸”和“考霸”,感觉北大的遗传基因极为强大,北大,特别是北大文科生都这样。阿贵在穿着上的极端,与其说是他爱这么穿,不如说是不经意间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换句话说,“北大学子”的表现总是在“不经意间”,多少有夺人眼球的潜意识在作怪?孔庆东是典型的“北大学子”,还是“北大醉侠”的时候,思想偏右,好像在反体制,后来就成了伟大朝鲜的杰出歌者,正应了鲁迅说的,这个极端是很容易走向那个极端的。我还见过一个北大才女,9.11播出时,竟弹跳起来,欢呼雀跃,狂叫“干得好,干得好!”与他们对比,好在阿贵只是表现在穿衣上,时土时洋,顽强地独树一帜。但我以为,虽然是不经意的表现,但毕竟表现了,北大人就是这样,或大事或小事,都要表现他的与众不同,他们的优越感是在与众不同中得以坐实的。我见到的北大人,有的,似乎是非理性的动物精英。

他是他所在那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同事在一起,经常问起他是怎么考进北大的。他嘿嘿一笑,那神情是“不值一提”的意思。他经常宣扬的是,备考的时候,天天在打牌,还看小说《金瓶梅》,以此说明他的洒脱。如果不细想,也就佩服了他的洒脱。回头琢磨,他那年龄,要高考了,能凑齐打牌吗?他总不至于和成人打牌吧?又想,那时候,《金瓶梅》还没有再版哩,难道他弄到《金瓶梅》的手抄本?当然了,他说《金瓶梅》,也许是泛指,只是表明他考得很轻松,之所以随口说出《金瓶梅》,是为了表明自己和西门大官人一样风流?也未可知。

我不聪明却绝顶了,他聪明绝顶头发依然郁郁葱葱。阿贵从不练字,写出的字却像书法作品一样;凡不懂的事问他,他都懂;他编的稿绝对无可挑剔,虽然可能一年只编一两部书稿……我常对人说,阿贵是出版大楼里第一才子。我也走了几家杂志社,几家出版社,还没见过他这样博闻强记的。阿贵走后,有少儿社的老同事给我发了一篇他北大不知名同学写的回忆文章,其中也谈到他的博闻强记:“大家公认,阿贵是俺们这帮人里最聪明的人,脑瓜子最好使,玩牌时,俺还稀里糊涂呢,他能如数家珍的告诉俺,张三手里还有梅花五和方片六,李四手里最大的牌是张黑桃八,头脑清晰,推理、计算、记忆能力极强。阿贵很长情,上次喝酒,他竟然背出了西语系女生几十年前骑的自行车的车牌号,让俺们敬佩和感动不已,俺当年就知道他对几个西语系女生的车牌号倒背如流,没想到多年以后,他依然会记得。”他脖子上顶着的是生物电脑,看上去,活像一个小小的钱钟书。

像阿贵这样,八十年代中期北大毕业生,照理早应该上了正高职称了,可是,他到死还只是助理编辑,单位后来给他聘了中级职称,那是因为他年过五十,可以这么聘了。当年,上中级要考外语,指定几门课,很好考。凡参考的,就没有不过关的。阿贵报名了,没有参考,为什么呢?据说看足球看到半夜,睡过头了;第二年又考,又据说赌钱赌到半夜,再次睡过头了。总而言之,每次考试,他都睡过头了。如此,中级没上,副高、正高自然没上。大家说他可惜,他嘿嘿道:“不就是职称嘛!”满脸的满不在乎,真有一点粪土一切的味道。

他爱赌。早时候是玩***。那年,我们与团中央合作做一套书,一个省一本,要到各地跑。我和他一起去东北。在哈尔滨,办完事时想到太阳岛逛逛。过了江就是太阳岛了,突然,他对我说:“你去吧,我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有***的店,他要去打***。没奈何,我只能自己去了。回到宾馆时,他告诉我,他把差旅费七千元全输光了。我的妈呀,我们还要去好几个地方啊,这如何是好?后来,我们只能到兄弟出版社借钱回来。


除了赌,就是谈女人。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女人。猎获女人好像是他无上的光荣和最值得称道的业绩。还是九十年代初吧,我和他一起去北京,他对我吹牛(也许不是吹牛),他最好的成绩是,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上床了。说这话时,脸上满满的自得感,自豪感。那时候,还没有网聊一说,自然也没有网恋,一见面就上床,如果不用蒙汗药,还真得有点奇招哈。

我们几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瘦又小又黑,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阿贵,如何成为撩妹高手?猎艳砖家?这似乎还是国家机密,暂时没有解密。关于他和女人的故事,阿贵还真是造孽。都是一流人品的妹子,或是良家少妇,或是知性女性,有的为他发疯,有的为他离婚……他也曾东躲西藏,但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果呢,被套牢了,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婚礼上他如丧考妣,一袭黑衣的缘由了。近的近在眼前,远的远在天边,就是不离不弃,两根绳索,羁绊了他的自由,直到阿贵死去……俱往矣,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忍、不能细说,不说也罢。


阿贵是研究过自己的人中的。有一回出差,我们同住,他对着镜子自语:“我是命不长的人。”我问,何出此言?他说:“人中太短。”我说,人中短而长寿者,比比皆是。他说:“我不一样,看命先生说了,我就活五十左右,只能活这么久。”我让他不要胡扯。他叹道:“五十也上寿了,俺也活得不耐烦,死便死吧,随他去了!”仿佛命不是他的命,由不得他似的。

阿贵生前,我们几乎没有谈学问的事,更没有说到魏晋。阿贵走了,我写这文章时在咀嚼阿贵这个人,他这鬼样,似乎还颇有魏晋遗风。魏晋时代非常开放,情感的束缚较少,换偶什么的最是时尚。《晋书•五行志》中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最惊人的是后面这句:“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男女关系有点乱,不胡来会伤友好,非议者则反受讥讽。这种魏晋德行,阿贵身上或明或显,隐隐约约,应该是有的,就不多发挥了。至于奇装异服,与众不同,刘伶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阿贵的喇叭裤、解放鞋算不了什么,虽然在作态上或略有踪迹可寻。阿贵的酒风最像刘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嗜酒如命,心态消极颓废,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使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便埋我。阿贵最后的日子,早餐不吃饭,一醒来就喝酒,直到喝了便吐,甚至喷了出来,还不去就医,他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不贪生,甚至求死,真正实践了刘伶的“死便埋我”的洒脱与无畏。阿贵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也与刘伶的我以天地为栋宇相一致。

据他的同学说,阿贵肯定会有无数个当官发财的机会,他是号称天之骄子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来自燕园,有很多他熟悉的师兄当了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或者是亿万以上的富豪,他当官发财的机会不会比其他同龄者更少。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别的不说,他同寝室某人,当了比封疆大吏还大的官,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怎么样,我们找他开发一套教辅?他嘿嘿道:“这么小的事,要找就找他要一座矿山。你看,开煤矿还是开金矿?”罢了,彼此哈哈大笑。


说起来,我所谓的“鲁迅研究”,还缘于阿贵。1992年的一天,我在看鲁迅的书。他把我的书拿来翻翻,带着对我和对鲁迅居高临下的神情,带着北大的优越感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说罢,像老师扔学生作业本一样,将鲁迅的书“啪”一声扔在我面前,玩他的游戏去了——他上班时间经常在玩游戏,看上去,还真是“游戏人生”。

我很生气!鲁迅就是骂人?放屁!我还真想骂他放屁,但他连给我骂的机会都没有,他只是用后脑勺冷冷地对着我。

“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时不时刺激着我,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看到阿贵就会想起这话。说来也巧,一家报纸的读书版约我写一些读书随笔,我与之商量,开了一个专栏,围绕着“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写了二十来篇文章。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种报复的快感,有一种痛斥阿贵的快感。一年多以后,上海一个搞出版的朋友建议我增补若干内容,将其成书。1996年,我的第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鲁迅与他“骂”过的人》面世了,反响还好,接连重印,还被翻译到国外去。接着,我又写了好几本与鲁迅有关的书。

没有阿贵的“鲁迅,无非就是骂人”,我会不会在鲁迅研究方面下苦力?却也难说。

我到过阿贵在洋下的家,他的书柜中不仅有鲁迅的书,在鲁迅书的边上,还有一本比较生冷的《高长虹研究论文集》(大约是这书名,灰色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高长虹是跟鲁迅捆绑在一起的人物。我暗忖,此人是读鲁迅的,却故意轻薄鲁迅,也无非要表现一下他的洒脱吧。

阿贵看到我的书,我在后记中不点名地提到“鲁迅,无非就是骂人”的往事,他憨笑道:“呵呵,还挺记仇的嘛!”他一句也不恭维我,倒让我请他喝酒。


我最后一次与阿贵喝酒,似乎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下班时,在大院门口,碰到他和另一个嗜酒者,临时凑成,就喝开了。阿贵只喝酒,几不吃菜,话也极少,面色沉郁,喝得没滋没味。但是,彼此知道,我们也不没话找话说,我们也不假装笑得灿烂,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尽在酒杯中。

阿贵是古人,是魏晋人,以当下的眼光看,浑身是毛病,他活在当下,实在憋屈了他。然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就这屌样,与他相交,是可以完全不设防的。

不辞而别,悠悠、款款地走了。生有何乐?死亦何悲?走了也好。他编过不少外国科幻小说,但愿他能像科幻那样,穿越到魏晋,或可与嵇康闲聊?或可与刘伶同醉?

   (阿贵死后,不时写上几笔,201851日终于写完了,12日深夜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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