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台湾少数民族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是重点主题之一。中央民族大学自1951年以来就有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校研究部先后在中东南研究室配置台湾研究力量，在历史系和民族学系设置相关课程，施联珠就是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方面的专家，在两岸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施联珠是1952年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微博))执教的，主要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在于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台湾少数民族和东南各省畲族的研究。期间发表了相关论著有《台湾史略》、《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国的民族识别》、《畲族民俗志》、《畲族简史》、《畲族研究论文集》等。

　　初次见面

　　因为采访的时间、地点是电话里商定的，之前对民族学又鲜有了解，所以此次采访也是第一次见施联珠教授。一进门，施教授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他声音中气十足，面色红润，要不是采访前做功课知道教授已是87岁高龄，一定不会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是耋髦之年。

　　2005年，施教授开始了正式的"退休"，不再参加任何的学术论坛和会议。他说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再去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生活，那写出来的东西也是"炒冷饭"，没有多大的意义。严谨的学术态度，是施教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坎坷求学  只为理想

　　施联珠是福建人氏，他15岁离开家乡来到县城，就读于英华中学。在当时，英华中学非常有名，培育出许多人才，如翁独健、林耀华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在校期间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毕业时获得奖学金可以直升大学，但是一贫如洗的家里无力再负担他的生活费，于是他选择了国立暨南大学。那个时候暨南大学(微博)刚从上海搬到福建，学校除了可以提供奖学金还可以免费吃住，这让施教授高兴不已，他终于可以上大学继续学习，向自己的理想前进了。大学毕业后，施教授本可以留校当助教的，但是命运好像总是和他开玩笑，助教末当成。他先后在福清文光中学、明琉联中任教，其间还去过台湾谋求发展，但都不是很顺利，心中对理想的向往，让他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决定——去北京继续上研究生。

　　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举国上下，群情振奋，百废待兴，民族工作的任务十分的繁重。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歧视的一个个兄弟民族，他们的安危冷暖，急需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享受民族平等权利要受到应有的尊重。施联珠正是受到了这个大好形势的感召，选择了民族学，这个在当时来讲是既重要又冷门的专业。提起这段时光，他说那一年半的研究生生活既艰辛又美好。那个时候的他，师从剪伯赞、翁独健、林耀华等民族史、民族学专家，如饥似渴地学司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以及有关民族史、民族学专业理论和知识，由此开始了他的中国少数民族学科研究的生涯。

　　畲族情怀  缘起缘落

　　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分析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认真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国内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施联珠还没毕业时就参加了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中央民委向浙江、福建派出了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畲族识别调查组，血气方刚的施联朱被委任为组长，与黄淑聘 (中山大学(微博)人类学系主任、教授)、陈凤贤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畲乡之行。在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和福建、浙江省委统战部等领导的支持下，调派了雷关贤(畲族、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民族科长)、雷恒春 (禽族、后任福建省民委主任)担任识别组的翻译和向导。他们深入浙江景宁县东、福建罗源县八井、上杭县庐丰、漳平县山羊隔等畲村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禽族地区的交通十分不便，这给识别调查组带来了艰辛。在从浙江云和县去景宁禽乡的路上，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整天穿行于遮天蔽目的深山老林之中。施教授下鄂的一个伤疤，就是他在景宁畲乡的路上，不慎落水，划破了面部，留下一个难忘的第一次禽乡之行的纪念。在福建，交通更是困难，畲乡山区尽是羊肠小道，崎岖难行。从福州去罗源八井台乡，要坐船经连江，以漆黑的夜晚为掩护，出闽江口，冒着马祖蒋军的炮轰危险，绕着海岸行驶，到罗源湾后，还要步行几十里，历时两天，才抵达罗源县城。在上漳平县羊隔畲村的路上，更是险阻难行。凌晨鸡鸣起行，攀登高耸入云、云雾弥漫的群山峻岭中，至夜幕来临之际，才筋疲力尽的到达山羊隔村。调查组在每一个禽乡都住了20多天，与禽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看到畲族人民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制度下迁居在这样的穷山恶水中，生活在连一块篮球场大都没有的峻岭上，施教授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很重，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民族识别工作，让更多的像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早日实现当家作主。

　　此次调查，专家组确认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又派出了一个调查组，专门为广东禽民进行了识别调查。国务院根据两次的调查报吉，于1956年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从此，施联珠与畲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施联珠又被委任为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率领包括著名音乐指挥家郑小碟在内的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微博)、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12位同志，分赴福建省福安、福鼎、宁德、罗源、连江、霞浦；浙江省平阳、泰顺、温州、丽水；江西省贵溪、铅山等部分畲族地区进行调查，编写了《禽族简史合编》，后在1978年第三次畲乡补充调查的基础上修订成《畲族简史》，于1980年出版。施教授还多次率调查组赴畲族地区进行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编写了《畲族风俗志》，对促进畲族传统文化蓬勃发展，引起有关各界对台族传统文化的重视，让畲族的传统文化发出瑰丽夺目的光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畲乡人民对于这个老朋友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82年，施教授重返浙江景宁东畲村调查，这里的山变水变人也变，不少青年人亲切地问他："从哪里来？"一位70多岁的老人却紧紧地盯住他瞧，突然走上来，握住他的手说："你不就是当年来我们村调查的施同志吗？"说着，这个老人从身上掏出一张年旧发黄的小照片，上面就有她和施教授等的合影。原来，他就是当年的乡文书蓝朝基。全村得知，当年的调查组回来了，十分高兴，宰了山羊，煮了豆腐，捧出米酒，用合家人最隆重的礼节招待施联朱教授。如今，施教授回忆起这些往事，还是显得十分激动。

　　畲族人民把他看作自家人，对他是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每次下台乡都盛情款待和支持，还毫无保留地拿出畲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包括族谱和十余卷的《祖国》，供施教授研究参考。这份信任也让施教授终身难忘。每当施教授在畲乡听到畲族干部和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赞扬他在畲民识别中的功绩时，他都会强调：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从事民族识别调查乃分内之事，是微不足道和不值得表扬的。畲民的识别要完全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民族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

　　困难几重多  调查梦难圆

　　高山族是台湾省境内少数民族的统称，高山族民族来源是多元性的，但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的一支。自汉族居民移居台湾后，原住民族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定居平原，与汉族融合，称为平埔人，另一部分仍定居于山区，受汉族影响较少，至今保留着原住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点，现在所说的高山族，一般指这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中央山脉和东南部的岛屿上，少数散居在福建、上海、北京、武汉等。

　　20世纪50年代中叶，施教授开始了台湾历史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1958年当他参加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时，就着手对福建省高山族进行过调查研究。1980年夏，施教授赴福建、浙江两省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有关台湾和高山族历史的调查研究，翻阅了宁波天一阁的一些藏书和有关地方志，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撰写出版了《台湾史略》一书，以大量铁的历史事实、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阐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是台湾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并在共同反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书在1984年获全国爱国主义历史读物优秀奖并入选希望工程"希望书库"500种图书之一，并于 1987年修订再版。

　　在80年代中，施教授又多次参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召开的国际郑成功学术研究讨论会和台湾雾社起义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1995年7月在庐山由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微博)台湾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有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参加的台湾史研究学术会议等，对台湾历史以及台湾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主编了《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一书。

　　但是令施教授深感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囿于人为因素，造成海峡两岸的隔离，使大陆民族学专家难圆渴望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田野实地调查之梦。其实这不仅是施教授的憾事，更是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憾事。施教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陆民族学家到台湾田野实地调查之梦能够实现。

　　辛勤育桃李  希望寄青年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施联朱教授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执教，从"国子监"到"白石桥"，施教授一步一个脚印，为国家民族科研事业和教育勤奋耕耘了五十个春秋，他不仅是我校历史系创建人之一，还是历史系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更培育了多名优秀的高山族史志专业的研究生。施教授研究态度很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布置一本书让学生们阅读，并写读书笔记。除了吃透书本上的知识，施教授一直都主张学生要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取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因为海峡两岸长期的人为藩篱，无法到台湾高山族地区实地调查，施教授就带领研究生去与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在施教授的指导下，与研究生一起撰写了两篇论文，《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禽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探讨》，分别发表于《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和《广西民族研究》 (1990年第4期)。施教授的学生都十分的优秀，有的已在美国当教授，有的任国家民委副司长，有的在全国政协港澳台办工作，有的在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搞了一辈子的研究，教了一辈子的书，施教授很满足。他说学生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们都在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岗位上发光发热，就好像自己也仍然在为国家民族事业作贡献一样。

　　施教授虽然在九十年代初就不带学生了，但他仍然很关心民大学子的成长。对于近两年研究生扩招，研究生学历贬值，科研能力逐渐下滑的现象，施教授也是忧心不已。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做学问的人必须分秒必争，清心寡欲，不能过多考虑功名利禄，也不要使自己陷入人际纠纷而浪费精力。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对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多，你们更应该好好把握住自己，在学校多充实自己，将来到了社会上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己经临近中午，为了不打扰施教授中午的休息，我们便起身告辞。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都在回味施教授最后嘱咐我们的话，那诚恳的语言让我感动，我知道那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寄望，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期许，我们惟有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才对得起这沉甸甸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