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鼎元】(1680~1733)清代学者。字玉霖,号鹿洲。漳州漳浦县人。畲族。历任普宁知县、广州知府等职,是清代较有作为的官宦和知名学者。年轻时致力学问,博览群书,遍游闽浙沿海。康熙六十年(1721)随其族兄到台湾一年余,提出19条治台方略,后人治台多以此为法,被誉为"筹台之宗匠"。著有《鹿洲初集》20卷、《女学》6卷、《棉阳学准》5卷、《东征集》6卷、《平台纪略》1卷,以及《修史试笔》、《潮州府志》等。在有关著作中,他针对当时"海禁"政策,主张利用闽粤地理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我国较早提出对外开放的有识之士。
注意到蓝鼎元,是我在查“棉阳书院”的时候。一查查到一部《蓝公案》,再一读,这部小说本于蓝鼎元任普宁县令以及调权潮阳县事时的审案记录《鹿洲公案》,顿时多了几分不同的味道。
《清史稿》中有蓝鼎元的传:
蓝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巡抚张伯行器之,曰:“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倡乱,鼎元从兄南澳镇总兵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馀始返。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土地有日辟、无日蹙,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倡乱之所。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时议者谓台湾镇当移澎湖,鼎元力言不可,大吏采其说,见诸施行。鼎元复为台湾道条十九事,曰“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后之治台者,多以为法。
雍正元年,以选拔入京师,分修一统志。六年,大学士朱轼荐之,引见,奏陈时务六事,世宗善之。寻授广东普宁知县,在官有惠政,听断如神。集邑士秀异者讲明正学,风俗一变。调权潮阳县事,岁荐饥,多逋赋,减耗粮,除苛累,民争趋纳。妖女林妙贵惑众,寘之法。籍其居,建棉阳书院。以忤监司罢职,总督鄂弥达疏白其诬,徵诣阙。逾年,命署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
鼎元尤善治盗及讼师,多置耳目,劾捕不稍贷,而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志在经世,而不竟其用。著鹿洲集、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鹿洲公案传於世。 这段传记又勾起我的另一个记忆:蓝廷珍与朱一贵。早年因为一部小说的缘故,对这两个人都有印象,自然,朱一贵是义军领袖,蓝廷珍是次级boss。这部小说接近武侠,谁要是读过,请告诉我书名。
蓝鼎元这个福建人,一生关系最大的两个地方,是台湾和潮汕。若治台湾史,《东征集》和《平台治略》都是可供参考的文献。《平台治略》有电子版:。在一个台湾网站找到一段文字:
蓝鼎元:(治台必告录),雍正6年,鹿洲文集,檄台湾民人:【台地宋、元以前并无人知;至明中叶,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遭风至此,始知有此一地。未几,而海寇林道乾据之,颜思齐、郑芝龙与倭据之,荷兰据之,郑成功又据之。国家初没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三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
太监王三保,是指郑和船队的分船队王景弘。“国家初没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这句读起来语音不协,疑为“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可惜无文献可查。
蓝鼎元是漳浦人,漳州网站上有一篇比较详细的生平介绍,提供了若干《清史稿》中没有的细节,比如他是畲族人。蓝是畲族五大姓之一,追寻下去,又会有很多有趣的资料。
《鹿洲公案》是很可贵的审案实录,有人用来参考研究清代法律史。我关心的自然是书中所描述清代潮汕社会风貌,这个工作也有人做过,台北中正大学的张秀蓉发表过一篇论文:《从《鹿洲公案》看清初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透过蓝鼎元《鹿洲公案》一书所记载的审判案例,分析清初河海水运对潮汕地区经济与治安的影响、妇女卖嫁所引起的诉讼、书吏讼棍对司法诉讼的操弄、民间对神鬼敬畏的社会风尚。”(链接)此文收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若是有什么地方可以把这一篇复印出来就好了。
《蓝公案》是由《鹿洲公案》改名而来的公案小说,二书之间,不知差异多大。《蓝公案》网上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半年来陆陆续续读了大半,趣味盎然,里边记录的地方,许多都是我能想象出位置的,这是很难得的阅读经验,打算挑出一二略述之。 |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又字任庵,号鹿洲。畲族。清漳浦县人。父亲蓝斌,县学秀才,早逝。鼎元靠寡母许氏做女红抚育,家境十分穷困。
蓝鼎元自幼勤学,在山中读书时,每月只带一罐白盐佐餐。学友嘲笑他,他作了一篇《白盐赋》以自勉。他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书籍,熟研诗文,尤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17岁时,曾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以备将来之用。
蓝鼎元应童子试时曾名列第一,而后9次乡试却都落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设立鳌峰书院,延召九府一州学行兼优的人纂订先儒著作,鼎元亦应召参加。伯行很赏识他的才学,称赞他是“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一年后,鼎元因思念年近七旬的祖父母和体弱的寡母,辞职回家。伯行再三下书征召,他都婉言辞谢。此后,他又在家专心读书11年。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朱一贵起义反清,几占全岛,蓝鼎元随堂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往镇压。他出入风涛,襄赞军务,文移书檄多出其手。事平后,又随廷珍招抚降众和逃亡的百姓,绥靖“番”社,历时年余。返乡后,撰写了《平台纪略》,提出治理台湾的正确策略。他还向台湾道条陈19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
雍正元年(1723年),蓝鼎元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交口称赞,说他是个很好的治史人才。雍正六年(1728年)冬,经大学士朱轼的举荐,鼎元获世宗召见,条陈经理台湾、河漕、黔蜀疆域等6件时务。世宗认为很好,对朱轼说:“朕观此人便用作道府亦绰然有余。”不久授鼎元广东普宁知县,一个月后又调摄潮阳知县。鼎元在普宁和潮阳任内,对捕盗贼、责治讼棍和神棍、平反冤狱、破除迷信、振兴教育以及厘除地方赋税积弊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这两地社会治安趋于安定。
蓝鼎元在普宁、潮阳两地虽政绩斐然,受到人民爱戴,可是由于他秉性亢直,违逆上司,因此也留下祸根。当时潮属连年饥荒,朝廷同意潮惠道楼俨的请求,用公款就地籴粮备赈。在解运时,运官和船户仗着楼俨的权势,沿途盗卖官粮,掺杂糠秕或灌水充数,各县慑于楼俨威势,不敢声张。鼎元查明实情,将不法船户拘捕入狱,运官怂恿楼俨出面向鼎元说情,鼎元坚不答应。楼俨因此挟隙串通藩、臬二司诬告鼎元6条“罪状”,其中第一条竟是他废除当地新官一上任,所有渔船必须各交银4两换取新照的旧例,以致“亏空公款千余两”。当地渔民听到这个消息,竞相为鼎元呼屈鸣冤,并争着为他偿还官欠。虽然如此,鼎元还是受到革职回籍的处分。总督郝玉麟察知此情,曾为他致书巡抚请设法为之昭雪;后鄂弥达任两广总督,欣赏鼎元的才识,聘他入幕府,并具折奏明鼎元受诬始末,受到世宗特旨召见。鼎元奏对称旨,世宗派他署广州知府,并赐御书谕训、诗文、貂皮、紫金锭、香珠等珍贵物品,以示恩宠。
广州当时是旗人、汉人和洋人杂居之所,洋舶出入频繁,而葡萄牙人又在香山、澳门等地构筑炮台,对我国海防甚为不利。蓝鼎元正想加以整顿振刷,想不到赴任才1个月,壮志未酬,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病逝世,卒年53岁。
蓝鼎元的遗著有《鹿洲初集》20卷、《女学》6卷、《东征集》6卷、《平台纪略》1卷、《棉阳学准》5卷、《鹿洲公案》2卷、《修史试笔》,以及主编《潮州府志》一部。
蓝鼎元见识甚广,他所编的《大清一统志》,部分描述海内外的山川、风土、禽兽、少数民族文物等状无不了若指掌。在《论北直水利》、《论江南应分州县》、《贵州全省总论》、《论边省事宜》等论著中,显示了他的博学广识,议论多中肯綮。他对我国东南海疆尤为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福建全省图说》、《粤夷论》、《潮州海防图说》、《南洋事宜论》等论著中,多方面地论述东南海疆形势与民情。在《南洋事宜论》中,他对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所下的禁海令曾作过具体的分析并加以尖锐的抨击。他分析海禁之害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掠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之变,证明其评论是切合实际的。
蓝鼎元在所著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中提出了经理台湾善后和治台策略的问题。清初设立台湾府时,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这些府县都位于台南平原地带,而把“土番”居住的广大山区列为“弃土”。鼎元认为这些地区过去虽然是“毒恶瘴地”,今则“生聚日繁”,于是建议划诸罗为两部分,另设彰化县;又鉴于淡水形势重要,建议设置淡水厅。至于台湾南、北路要害地方文武官员如何驻扎,官兵、营汛如何添设更置、哨船如何换班等问题,论述都很剀切详明。从前清廷限制大陆人民赴台开发,规定去台者不准携带家眷;鼎元认为台湾亟需内地劳力开发,为了垦拓台湾,应当改变规定为“欲赴台耕种者,必须带有眷口”,“台民有家属在内地者,许其赴内地搬取”。这许多建议,多为清政府所采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高宗下手谕:“蓝鼎元《东征集》所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阅,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中所论各条有与见在《事宜》(中)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可见蓝鼎元的卓识及其治台策略影响深远。
“筹台宗匠”蓝鼎元
来源:漳浦县纪委监察局 2015-01-12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漳浦县苌坑山母顶(现属赤岭畲族乡)人。蓝鼎元是筹台宗匠、治台宗匠,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
蓝鼎元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父亲早逝,家境贫困,自幼勤学。在山中读书时,每月只带一罐白盐佐餐,遭同学嘲笑,蓝鼎元作了一篇《白盐赋》自勉,以表“宁可清饥,不可浊饱”的励志思想,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书籍,熟研诗文,尤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十七岁时,曾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蓝鼎元很高兴地说:“此行所得者多,人莫能喻也。”
康熙四十年(1701年)秋,蓝鼎元参加县学生考试,考取五经第一名。漳浦知县陈汝咸招其为门生,入读西湖学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沈心斋督学三山(福州),蓝鼎元与同窗好友蔡世远俱受知门墙,招入使院。在诸生中,蓝鼎元尤受沈心斋的钟爱,三年从游,情同父子。沈心斋曾以“国士无双,人伦冰鉴”赞誉蓝鼎元的才华和为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被康熙帝誉为江南第一清官的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创建鳌峰书院,延请福建九府一州俊秀之士,纂订先儒诸书,讲学教授儒生。蓝鼎元、蔡世远、陈梦林等皆被聘请,世称“漳浦文化三杰”。蓝鼎元在书院勤勉有加,没过多久,授课纂订成效斐然。业余时间,他还研读儒家理学,得濂洛理学真传。张伯行对他也优加礼焉,赞曰:“确然有守,毅然有为,八闽之才子,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夏,蓝鼎元向张伯行提出辞归之意。张伯行爱才,希望他留在福州考取功名,再举荐任职。蓝鼎元是孝子,毅然辞养就归,回家细心侍奉祖父母和母亲,于是闭门耕读十一年。期间,蓝鼎元与文友同游漳州,写下《临漳台赋》。蓝理看到《临漳台赋》,曾对蓝鼎元说:“以此文观之,今后东南海域若再有事端,欲彻底平复之,非廷珍与你莫属!”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秋,蓝廷珍任总兵镇守南澳,问计蓝鼎元,蓝鼎元为蓝廷珍写下著名镇海之策《论镇守南澳事宜》,并在《与荆璞家兄论舟中起雷书》中预见台湾乱象,“恐有兵事,将劳吾兄”。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朱一贵起义,蓝廷珍受诏率师平台。这时,蓝鼎元祖父母和母亲先后谢世,弟、妹也已成家,遂应族兄蓝廷珍之邀,参募戎伍,担任蓝廷珍军师,筹划军政要务。在台期间,蓝鼎元出入风涛,襄赞军务,关注民生,关注民声,文移书檄,多出其手,其为平台、治台、兴台提出诸多精辟的政见,为时人所注目。如,在《与吴观察(巡台御史吴达礼)论治台湾事宜书》中率先提出“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崇节俭、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正婚嫁、治客民、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等治台十九策,上疏朝廷题奏合理设置台湾府县、开禁妇女赴台,以及“绥靖番社,以番和番”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蓝鼎元还极力主张开禁海外贸易,在《论南洋事宜书》中提出“大开禁纲,听民贸易”,成为清朝初期提出对外开放的第一人,同时预见日本虎视眈眈,妄图吞噬台湾之心。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为广罗人才,开乡会试,选拔品学兼优志士,贡辟雍。蓝鼎元刚从台湾回来,赴试又下第未果。蓝鼎元算来十举科第,却一第无缘。雍正二年(1724年),蓝鼎元最终还是以出众的学识和才华,“幸以贡入京师,得辟雍”,入太和殿,校书内廷。雍正二年(1724年),蓝廷珍上京见驾,向雍正帝举荐蓝鼎元。雍正帝召见蓝鼎元誉其为“筹台宗匠”,任为朝廷修史馆《大清一统志》编纂。这时,清廷平定青海,西师大捷,为庆祝这一胜利,蓝鼎元献上《青海平定雅》三篇,即《临雍颂》、《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清河颂》各一篇。蓝鼎元的华丽文章受到称赞,“巨公宗匠,共推有良才”,“一时声噪辇下,卿贰慕之者,多躬身造访,或内臣出膺封疆,辄诣府君,为条陈地方情形利弊,天下师游京师者,皆争一见为快”。雍正五年(1727年)冬,蓝鼎元经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推荐,晋见雍正帝,系统条奏经理台湾、台湾水陆布防、漕粮兼资海运、凤阳民俗、黔蜀封疆、教育教化等六事。雍正帝一一嘉纳,授蓝鼎元为广东省普宁知县,并夸说:“朕观此人,便用做道府,亦卓然有余。”上任一个月后,蓝鼎元又受令兼任潮阳县令。
在普宁、潮阳两县任职期间,蓝鼎元察民情、恤民生、严断狱、慎吏治、除腐恶、办学堂、兴文化,采取一系列措施综合整治社会秩序,安保民生,发展经济,殚精竭虑为民办实事,赢得百姓赞誉。雍正七年(1729年),蓝鼎元却因触犯豪绅权贵,遭惠潮道台楼俨罗织罪名,“诬揭六款,栽赃千余”,而被革职下狱。当地百姓听到消息,竞相为蓝鼎元呼屈鸣冤,并争着为他偿还“官欠”。雍正八年(1730年),广州知府知蓝鼎元受冤,以延修府志为名,保释出狱。于是,蓝鼎元一如既往修志读书讲学著述,倒也其乐融融。
雍正十年(1732年)冬,广东总督郝玉麟、两广总督鄂尔达向朝廷上奏蓝鼎元受冤始末。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月,蓝鼎元受诏进京面圣,雍正帝命署广州知府,赐御书谕训诗文及貂皮、紫金锭、香珠等物。同年夏,蓝鼎元因操劳过度,病逝于广州任内,终年54岁。蓝鼎元人生道路坎坷,但洁身自爱,为官清明,爱民亲民,常说,“天下之官最难者莫如守令,最可为者亦莫如守令”,“民之父母官,以其与子民最亲。”要做一个称职的守令,必须牢记并实践“诚”与“廉”,诚者是养民与教民,实心行政,“私则不公,欲则不洁”,俭朴能生廉,淡泊可明志。“居官者最患在沽名”,居官不贪,鬼神犹畏之。他作风严实,注重调研,办案如神,治普宁县时,为使“刑者不冤,死者无恨”,他不徇私情,严惩恶棍,百姓称快。后人评说:“先生听讼如神,果有包孝肃遗风。天下司刑之官皆如先生之公明详慎,宇内岂有冤民哉!”蓝鼎元赍志以殁的消息传到京城,雍正帝闻悉,长叹道:“此人之才不止于广州知府,其才可为吾朝做更多政事,”并下旨授御匾,上书“公正廉明”。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为蓝鼎元立传。
蓝鼎元在学问方面,一生建树亦巨,著作等身,有《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学》六卷、《东征集》六卷、《平台纪略》一卷、《棉阳学准》五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试笔》、《潮州府志》等书刊印行世,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商贸、交通、水利、民族,以及文学、史学、地理学、哲学等。其中,《东征集》、《平台纪略》系统全面论述治理台湾的策略,形成经营台湾的完整理论体系,成为蓝鼎元平台、治台之重要著述。雍正帝受其治台思想的影响,也越发重视台湾的发展事宜。闽粤两省在雍正年间又有大批人员向台湾移民,掀起台湾开垦高潮。在具体的治学方面,蓝鼎元推崇程朱理学为“正学”,为福建闽学发展及闽学在台湾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与李光地、蔡世远齐名的“理家闽学大师”。蓝鼎元还以亲身的体会,强调学者务必保持“谦虚”态度。他说:“学者之患,莫过于骄矜,骄矜则善言不能入,过误无由知。欲德之日,修业之日,进也难矣!是故谦虚二字,君子贵之。”蓝鼎元还十分重视乡贤的示范作用,他在《上车学宪请补漳浦县乡贤书》中,提出宜追补入漳浦乡贤祠的乡贤名单,说他们是“方舆之砥柱,暗室之明灯,非徒一乡之贤,天下之贤也,或载国史,或载理学源流,或载省志、郡志、邑志,非鼎元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士言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福建水陆提督、参赞大臣、蓝廷珍之孙蓝元枚率领清军平定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后,乾隆帝一日翻阅《东征集》,赞蓝鼎元曰“不愧为筹台宗匠、治台宗匠”,并提笔下道手谕说:“朕批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在其治台政论中,事发于沉思,切乎人情物理,明心具性,不假外求,见识卓然,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福建总督)、李侍尧(闽浙总督)购取详阅,于办理台湾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内所论,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民生,事事悉归尽善。”
蓝鼎元在台业绩深得台民推崇,被誉之为台湾先贤。道光八年(1828年),台湾北路理番同知邓传安在彰化鹿港倡建文开书院,祀奉宋代朱子以次八人,清代惟有蓝鼎元一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的治台之策皆取自蓝鼎元的《东征集》、《平台纪略》。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赞曰:“蓝鼎元著《平台纪略》,其言多有可采。”又说,“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史家评说,蓝鼎元的治台方略与兴台措施,为台湾日后从福建一个府升格为清朝一个省奠定了扎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世人论曰,蓝鼎元官阶不高,治政时间不长,然业绩昭昭,影响深远,为后人所敬仰,成为清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其事迹行状广见于史传名录,如《清史稿》、《四库全书》、《国朝耆献类征》、《中国名人大辞典》、《辞源》、《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碑传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等。孟子有云,“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此言,是中国文人在历史大潮中对待个人进退的传统方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蓝鼎元对此无疑是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了。世人赞曰:“蓝公忠厚诚笃,宽和淡定,才华横溢,诵法先儒,名震闽粤,学人宗之;运筹帷幄,治政有方,敬民如天,严于守令,诚于教养,百姓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