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生成“四要素”变化的历史考察
畲族生成“四要素”变化的历史考察
蒋炳钊
1978年，费孝通先生“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中对畲族的情况曾说：“畲族长期与汉族杂居，通用汉语汉文，文化生活也深受汉族影响，但是共同的心理维系着他们为不同于汉族的共同体。”[1]这是经过长期变化的结果，也是建国以后畲族的实际情况。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畲族生成“四要素”及其变化的情况。
一、畲族生成的“四要素”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贯彻执行中国共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名称。1956年国务院公布确认畲族为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识别这一伟大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一个由人们组成的稳定共同体，构成一个单一民族，普通认为应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俗称民族生成的“四大要素”。研究畲族为单一民族成分，其名称取之南宋史书出现的“畲民”，同时也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而确定。
至解放后，畲族历史确实发生很大变化。在“四大要素”中只有“共同心理”这一要素比较明显，如从历史考察，畲族生成的“四大要素”还是很完备的。
共同地域。根据刘克庄（1187～1269）《漳州谕畲》记载：“凡溪洞种类不一……在漳曰畲。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2]从该文得知，当时畲民分布在今福建的漳州、汀州和广东的潮州、梅州以及江西的赣州，即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在此之前的唐代，该地区的民族名称被称为“居洞砦”、“蛮僚”、“蛮夷”和“洞蛮”等，它们与南宋出现的“畲民”应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于是可以认定，在汉人未迁入该地区时，闽粤赣三省交界这一广阔的地区即是畲族及其先民的共同地域。
共同语言。畲族有否共同语言，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有一种观点认为畲族没有共同语言，生活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畲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有一千多人，占人口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整个畲族总人口99%以上的都使用汉语客家方言。[3]研究客家方言学者大都认为：“粤赣闽的客家方言所共有的语言和词汇特点，大量反映了宋代汉语的特点。”《辞海》也认为畲语为汉语客家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方言复杂性在于“这些汉语方言往往因居民来源的不同及本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各具特色。”“粤东粤北客家住地是畲族居住，客家（应为汉人──笔者注）迁入后，有一段客畲杂居（应为汉畲杂居──笔者注）的时间，可以推测，客家方言与畲族语言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4]有的指出，有人曾把客语误认为“蛮语”，[5]就说明在汉语中夹杂有畲语的缘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客家语的母语是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语。客家语中夹杂有相当多的中原古音，则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带来的。”[6]
我对语言是门外汉。但是作为一个单一个民族没有共同语言是不可思议。说畲族语言是属汉语客家方言，我认为持这种观点者，对于何谓民系？何谓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客家先民是谁等几个基本概念缺乏共识。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客家民系形成时代的讨论》文章。我认为“民系”形成是汉人入迁于非汉地区，与当地民族产生文化互动而引起族群重组的结果。入迁的汉人和当地土著民畲民都是畲家民系的“先民”。客家民系形成即是“畲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于是从历史上考察，畲族的历史比客家的历史要早数百年，怎能说畲族话是客家话？文化互动历来都是双向，并不是如有人所说，汉人入后，“主户（指畲族）的言语日为客语（指汉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汉人）所同化。”这种文化单一性在汉语方言（民系）中是不存在的。汉人迁入后，汉语对畲语的影响是存在，文化互动也包括语言。这就是说客家文化不等于汉文化的原因。又比如迁往闽东的畲族，至今仍操有自己民族语言。闽东畲族相传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潮州属福佬系（闽南方言系），不是客家方言系，闽东的畲语与闽南方言有明显不同。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客语中含有畲语的重要成分。于是我认为畲族应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共同经济生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这一共同地域生活的畲族人民，这里的生态环境大概是一样。高山峻岭、交通不便、丘陵地多、平原地区少。多从事稻作农业，商业不发达，狩猎经济在生活中比重比较大。据载，唐代居住在漳州的“蛮僚”，“可耕乃火田之余……所事者搜狩为生。”[7]南宋《漳州谕畲》曰：“二畲（指龙溪的西畲和漳浦的南畲）皆刀耕火种”。《元一统志，汀州》载：“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旅不至，惟从麻桑之业”。赣南畲族“多射猎为生”。[8]从这些记载，自唐至宋元，畲民主要以粗放农业生产或狩猎为生。“凡畲惟种黍、稷，皆火褥。”“汀人最重大禾米，春秋祭祀，必为稞以奉其先。此外又有棱米，又名畲米。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这些都是“畲客开山耕种”的。[9]畲民对开发聚居区内农业曾作出积极贡献，故有的史家称，“民以畲民，其善田者也。”[10]
共同心理素质。表现在服饰和原始宗教信仰等特点较为突出。唐代居住在漳州的“蛮僚”,其服饰“左衽”、“椎髻卉裳”。这应该是指妇女发式是椎髻，即高髻；“卉裳”，即美观的服饰。这与汉人是明显不同。这种民族服饰一起延续下来，并对后代影响很大。比如明代潮州妇女“皆好高髻”。《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州之旧俗，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清代嘉应州（梅州）畲族妇女服饰还是“椎髻短裳”。上世纪80年代，王增能先生对长汀县客家妇女作过一番调查，长汀县客家妇女一度流行服饰是：发髻盘成高髻，状如独木舟，谓之“船仔髻”，并系以红绳，插上银髻。衣裳右侧开襟,上衣、衣领、袖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裤头阔大，裤脚口亦缀以花边。腰间被着围裙，用银链子系结，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和图案。逢年过节或串亲走戚时，脖上还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镯子。穿的布鞋，鞋端略往上翘，状如小船，上面用五色丝锦锈了花，打扮起来活像少数民族。[11]这种服饰与现在畲族服饰有诸多相似之处。长汀客家妇女如此打扮，即说明畲族被溶合为客家后，传统的畲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通过此例，使我们对畲族历史上的“椎髻卉服”服饰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盘瓠图腾信仰。史书记载畲民图腾信仰与“畲民”名称同时出现于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中。文曰：“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即指南宋统治者招抚畲长李德和南畲诸酋长后他们
“自称盘护孙者”。明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横水、左溪、桶冈等地曾爆发畲汉人民大规模起义，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其中有畲族首领“谢志珊、蓝天凤，各有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图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12]“盘护”、“盘皇”，即盘瓠。“宝印图像”，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畲族“祖图”。由此可知，畲民图腾信仰由来久，并成为维护本族共同心理的重要特征。“图腾崇拜，就其崇拜直接对象来说是自然物或动植物，就其崇拜的内容来说却是有鬼魂崇拜或祖先崇拜的内容”。[13]畲民图腾信仰，实质上祖先崇拜与鬼神、自然崇拜的一种结合形式。
从历史考察，畲族作为单一民族所应具备的“四大要素”是很齐备，民族形成的历史也很早。自唐代以至宋元时期，畲民不断展开反抗统治的武装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明清时期畲族文化的变化
自汉人入迁于闽粤赣交界区内，以及先后在区内设置封建郡县，民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汉文化对畲族的影响日益显现，尤其是在明代。明代是畲族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一，自唐代以来，由于汉族不断入迁和封建州县普通设置，聚居区的大部分畲民与入迁的汉人，经过长期文化互动，产生族群重组。在漳、潮地区形成“福佬”民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汀州、梅州和赣州形成“客家”民系。[14]其二，自宋元以来，畲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一部分畲民被逼向周边汉区迁徙，闽东和浙南形成为畲族新的聚居地。从而使畲族从一个聚居民族变成一个大分散小集中的散居民族。[15]据1982年全国人口第三次普查，全国畲族总人口为368823人，其中福建省有208495人，约占总人口的57%，分布在全省的64个县市，其中以宁德地区（闽东）最集中，有166941人，占全省的80%；分布在浙江约40个县市，其中温州地区有50116人，丽水地区有66233人，浙南地区畲族约占该省畲族总人口的78%；江西省有7420人，分布达20多个县市，以上饶和吉安地区较为集中；广东省有3205人，分布达18县市，其中以粤东的潮州居多；安徽省有1112人，集中在宁国县有1033人。此外，还有1027人，分散在全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各个省市。台湾省也有从大陆迁去的畲族。这种分散杂居的分布格局大约自明清时代已基本形成。
从而可以看出，畲族古今的聚居地明显不同，他们杂处于汉族之中，在推动了共同地域之后，必然对畲族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在迁往汉区的畲族，在人数较少且又分散的村庄，有的连民族语言也丧失，服饰也没有了，溶入于当地汉文化之中。在人口相对较集中的闽东和浙南地区畲族，除了与当地汉族人民友好相处，从事与当地汉人相同的生产劳动外，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对于本民族的一些特有习俗倍加珍惜。如保留民族语言、服饰和宗教信仰等，有的还有所发展和完善。
关于畲族服饰，明清时期的史书和方志都有比较多的记载，迁往闽东和浙南的畲民，仍然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如福州畲族服饰，“男椎髻，短衣，荷笠携锄。妇挽髻，蒙以花布，间有戴小冠者，贯绿石如数珠，垂两鬓间。围裙着履，其服色多为青兰布”。古田县畲民服饰，“竹笠草履，勤于负担。妇女兰布裹发，或戴冠……短衣布带，裙不蔽膝。常荷锄跣足而行，以助力作”。[16]福安县畲族男子“短衣跣足，妇人交髻蒙巾，加饰如璎珞状”。[17]浙江处州，“畲妇戴布冠，缀石珠，赤足负戴”。“冬夏以花布裹头，巾为竹冠，缀以石珠，妇女皆然，未嫁则否”。“其他衣服、饮食大率粗陋而已”。[18]景宁县畲族，“无寒暑，皆衣麻，男单袷不裳，勿衣勿裳。女短裙蔽膝，勿夸勿袜。冬则地为炉，聚而热火。厥妇女跣足椎髻、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明晃纍纍（皆为五色椒珠）。”[19]丽水、云和县畲族服饰与景宁县相同。从这些记载，各地畲族服饰虽略有差异，但都保留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清光绪年间，清政府曾一度下令要畲族改变服饰，“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等，务将服饰改从民俗。”[20]看来这一禁令只是一纸空文。
盘瓠信仰进一步偶像化。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留下实物比以前更丰富。《清稗类钞》载：“温处畲客，极重祭祀。祭坛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上绘盘瓠衔犬戎将军头故事，或高辛氏以女妻盘瓠故事。”[21]《丰顺县志》载：“（畲民）有祖遗匹绫画像一幅，长三尺许，图其祖人身狗头像……盖千年古画也。止于岁之元日，横挂老屋厅堂中，翌早辄收藏，不欲为外人所见。”[22]清代畲族祖图流传至今不少，内容有繁有简，多为布制的，也有用纸画的。1958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宁德县漈头畲村蒐集一幅宽0.43、长23米多的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雷氏祖图》，共有37图，每图内容都用汉字说明，从盘古帝王分开天下到凤凰山忠勇王之墓。全图叙述高辛氏以女妻盘瓠（本图则称龙期）故事及其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还有墨书“代天征番招有功为驸马”、“原序”、“敕书”、“清道”等旗帜，均为白布镶黑布边。还有一根木雕龙头状的“祖杖”。畲民祭祖活动一般都在祠堂内进行，有时还举行郊外游行。这套祭祖道具可能用于郊外游行用的。1994年我到宁德金涵调查时，听村民说，在清代宁德某地曾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郊外祭祖活动，队伍曾从县城经过，前面有锣鼓，还有“清道”，“代天征番招有功为驸马”的旗帜，知县见状率领官员前往迎接。畲民摊开“敕书”，知县看到有前朝高辛帝的敕书，跪下祭拜。此事在金涵一带畲民中广为流传。
修姓氏族谱。从目前所见到的畲族族谱有蓝姓、雷姓和钟姓三种，大都是清代编修的。每个姓氏都有堂号，其祖先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望族。如蓝姓始祖蓝光辉，受封汝南郡“护国侯”，雷姓始祖雷巨佑，受封冯翎郡“武骑侯”，钟姓始祖钟志琛，受封颖川郡“国勇侯”。汝南、冯翎、颖川即是蓝、雷、钟三姓堂号。这些地区都在今河南、山西一带。畲族修谱明显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其姓氏始祖则缘自高辛帝的第三公主妻盘瓠生下三男一女，帝赐姓盘、蓝、雷、钟为女婿。畲族姓氏修谱与汉族姓氏修谱目的都是一样，为提高该姓氏的社会地位，成为巩固以共同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的纽带。同时，他们把盘瓠信仰写入族谱，这对凝聚民族的认同感曾产生很大作用。
族内婚。畲民传统的婚俗是族内婚，作为祖训的《高皇歌》曰：“蓝雷三姓莫相欺，尔女乃大嫁我了，我女乃大主分尔，”“蓝雷三姓好结亲。”方志亦多有记载。
从上所列举的史实，迁徙到新的居住地的畲民，尽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还是保存下来，有的又进一步完善，以此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畲族这些历史文化一起保留到现在，有的已成为民族的历史文物。这证明了费老所说：“（畲族）共同心理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共同体。”
三、建国后畲族文化的振兴与变化
1958年参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首次见到畲民。印象最深是热情好客，妇女服饰非常美观，还有动听的山歌。在与他们短暂的相处中和后来再作的一些调查，对畲族民族文化开始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建国五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畲族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政府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我们了解到，在畲族人口较多县市的百货公司都开辟专柜，向畲族妇女提供各种服饰原料。随着生活的不断提高，畲族妇女追求美感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服饰开始发生变化。至九十年代中期，在畲区几乎看不到畲民再穿着自己民族漂亮的服饰了。
畲族山歌，又称“杂歌”。题材很广，其中以情歌居多。畲民以歌行乐，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抒情。畲族山歌唱法普通流行用“假声”，用畲语唱，有严格韵脚，有传统的歌会“二月二”“三月三”，宾客满盈。八十年代后，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下，由政府出面组织，并美其名为“艺术节”。如宁德市文化部门举办的“闽东畲族艺术节”，已举办多届，各地畲族组织参赛，热闹非常。但据调查，现在年轻畲族男女会唱山歌的人已经很少，后继乏人。
唐代刘禹锡曾有“时节祭盘瓠”诗名。祭祖在畲民中视为一种非常荣耀的事。按畲族习俗，男子年满十六岁时要举行名为“传师”“学师”的仪式，具有成丁礼的意思，祭过祖和未祭过祖的身份不同，比如一时由于经济困难未祭过祖，以后还得补做，否则不能做为孝子为父母治丧，不能为儿子主持婚礼。周应枚《畲民诗》：“九族推重缘祭祖，一家珍重是生孩”，反映了畲民历史上对祭祖的重视。
建国50多年来，畲族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大约可以以改革开放这一时间为线，改革开放以前是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则逐渐发生变化。现以宁德市金涵畲族为例来说。
妇女服饰。金涵乡畲族服饰大体类同福安式，五十年代见到妇女民族服饰很整齐，一眼便可识别她是畲族。1984年调查时，年轻妇女已经开始不穿本民族服饰。当时我们找到一位女乡干部，她的民族服饰已经放在箱里不穿。在我们的要求下，她重新打扮起来，让我们欣赏。1994和1995年我在该乡作一个多月问卷调查，走了一些村，已经看不到畲族妇女穿民族服装。她们说现在的时装到处都有，价格不贵，可供选择的样式多。我们原来服饰费工，一件要做一二个星期，而且又无寒暑之分。
关于族内婚。我们调查了38位畲民，分别在金涵、上金坝和亭坪三个行政村。金涵是畲汉杂居村，在10男子中，有5人是娶同族女子，占50%。上金坝村是纯畲族村，在9位男子中除一妻子为李姓未明外（闽东畲族有此姓），其他8人妻子均为同族。亭坪也是纯畲族村。在19位男子之中，一人未婚，3人妻子为汉族，余者15人均同族婚配。畲族妇女“跣足”，即不缠足，这与汉族妇女不同。在金涵乡对53位60岁以上妇女的问卷中，其中畲族妇女19人，其母亲没有缠足，本人也都没有缠足过。在34位汉族妇女中，母亲缠足25人，占73%，本人缠足过6人占17%。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在清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发出告示，强迫畲民易服。畲民群起抗争，结果服饰未改。建国后，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光辉照耀下，畲族人民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政府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提供一切有利发展民族文化的有利条件，如畲族妇女服饰和畲族山歌，在社会上得到群众的认可和好评。畲族文化的变迁既有社会条件，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大变化，全国各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也随之发生变革；畲族长期以来与汉族杂处，从受汉文化影响到对汉文化认同，汉语汉字已成为畲文化中的主体文化。建国50多年来，广大畲族人民的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已有两代畲族中青年在汉文化教育中成长，并成为当今各畲区的领路人。所以畲文化在发展中的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同时，由于畲族特色文化缺乏创新，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中，被新时代新文化所融合就不可避免。
注释：
[2]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4]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8] 刘绎：《江西通志》卷四八，舆地风俗，南安府条，光绪六年。
[10] 光绪：《龙游县志》卷一一，风俗。
[12]《王文成公全书》卷一零。
[14] 蒋炳钊：《关于客家民系形成时代的讨论》待刊。
[16] 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三。
[18] 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二四、二九，光绪三年。
[20] 福州《华美报》已亥四月，第17号第15页，光绪25年。
[22] 李唐：《丰顺县志》卷一六，风俗。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